“双契轩”家族与无锡留青竹刻

二OO八年六月十四日是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无锡留青竹刻”名列其中。

我国的竹刻源远流长，其形成一种专门艺术，当在十五世纪的明代正德、嘉靖年至清代的康熙、乾隆两朝（公元1522年—1644年）。在这百余年间，江南地区的竹刻艺人在文人士大夫指导和影响下，将竹刻工艺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创立了“以画法刻竹”的创作理念，从而令其设计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给竹刻赋予了文人艺术的高雅气韵。竹刻家们还创立了阴文、阳文、浮雕、透雕、圆雕、留青、翻簧等雕刻技法，并使之不断成熟，日臻完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是中国竹刻发展的鼎盛时期，地处江南的松江府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成为艺术中心。

竹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雕刻艺术。自古以来，竹这种植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古代文人敬竹、爱竹，把竹奉为高尚的人格象征。竹子外直中空，色调淡雅，质地细腻，经名家雕凿成器后，文人珍为文房清供、雅玩。作品流传于世，藏家日夕摩挲把玩，久而久之，形成“包浆”。色调也由原先的淡黄逐渐变为暗红、直至深紫，油亮润泽，有人将其比之为樱桃、琥珀。历代竹刻名家留下的精品力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留青”，是中国竹刻传统技法中的一种阳文浅刻法。顾名思义，所谓“留青”，就是在雕刻过程中，用阳刻手法留下竹材表皮图文的意思。留青浅刻法的总体格调是用刻刮竹青的手法在竹材表面雕刻书画，是一种极浅的平面阳文刻法。其特色是利用竹青与竹肌的色泽对比来显现图像。由于格调素净淡雅，故而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

最早的留青竹刻传世作品是收藏于日本正仓院博物馆的唐代竹箫，（“人物花鸟纹尺八”）。到了明代后期的张希黄，这种技法得到很大进展。

张希黄是江苏省江阴县人，他的传世作品署款都为“希黄”，印章文字为“宗略”或“张宗略印”。或许其名宗略，字希黄，以字行，也未可知。

张希黄的作品，就从有关资料中能见到的《楼阁山水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山水笔筒》（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前赤壁赋笔筒》(英国埃文斯藏)、《醉翁亭记笔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和我家收藏的《山水臂搁(拓本)》而言，题材以山水、庭院、楼阁为主，多配以古代著名诗文。画面构图往往模仿明代木刻版画的风格，用中国画界画的方法来刻划亭台楼阁，留青阳文浅刻法，一刀不苟，精细工整。更可贵的是，他能在竹子表面薄薄的一层青筠上，用全留、多留、少留或者不留的方法，以显示出画面形象的远近、深浅、浓淡的变化，表现出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效果。他刻的远山、近树、小桥、溪流，细而不乱，为近代刻家叹为观止。如果把张希黄的这种留青浅刻法与唐代艺人纯粹在全留的青筠上作线刻花纹相比较，确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张希黄给后世的留青竹刻起到了重要的先导和垂法作用。

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年，嘉定竹刻开始衰落，艺人流散到上海和江浙一带。无锡竹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一个家族从上海传入并世代相传而形成的，因这一家族以“双契轩”为斋号，故世称无锡“双契轩”竹刻。“双契轩”竹刻由张瑞芝创立，传艺于内弟支慈庵和长女张契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契之又把技艺传授给儿子乔锦洪、儿媳张英媛夫妇。九十年代，乔锦洪、张英媛的女儿乔瑜继承家学。“双契轩”竹刻世家前仆后继，四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名蜚江南。

1901年初春，无锡少年张瑞芝只身来到上海滩。他出身贫寒，目不识丁，父亲是无锡北门长安桥堍的码头搬运夫，母亲在桥头摆小菜摊。为谋生计，张瑞芝经人介绍到上海的一家碑帖店当学徒，其实是为老板看孩子、做家务。三年学徒期满后，张瑞芝开始跟着师兄站柜台，才有机会接触到《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蒙学书籍，渐渐地识了一些字。在接待顾客的过程中，他懂得了碑帖中的书法，也懂得了什么是金石篆刻。一个寒冷透骨的冬夜，张瑞芝从小店搁楼的地铺上爬起身来，将马桶当成书桌，凑着微弱的油灯光，开始他的刻印生涯。几天后居然在石章上刻成了笔划颇繁的“赣”字。从此，他便利用站柜台的空闲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览各种碑帖印谱，在做生意时，也顺便向顾客讨教金石篆刻方面的知识。在清代的篆刻家中，他对完白山人邓石如特别推崇，刻意临摹他的作品，数年苦苦摹刻，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于是便有人请他刻名章、闲章了，老板也允许他在柜台的一角摆起刻印专座。年轻的张瑞芝在上海的书画界慢慢地有了一点儿知名度。

当时，嘉定派竹刻已走向衰微，许多竹刻家都流散到上海和苏南各地谋生。有个名叫周之礼的苏州人，擅长在竹折扇的大骨上精刻金石文字，笔划细若蝇毫，就连残缺锈蚀之处也镌刻得十分逼真，令人称绝。有人把他的竹刻拓印下来，拓本非常清晰而饶有古意，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张瑞芝被这种奇异的竹刻拓本深深吸引，他决意离开碑帖店，去苏州拜周之礼为师，埋头学起竹刻来。数年后，张瑞芝不但学得一手过硬的竹刻绝技，而且精于雕刻木板匾额、楹联和碑石墓志，成为江浙一带有名的金石家、雕刻家。其时，浙江知府与李鸿章过从甚密，所藏李氏信札颇丰，他将张瑞芝延请到杭州，把这些信札镌刻在银杏板上，拓印下来送给友人以示荣耀。张瑞芝在杭州知府官邸一直居住到辛亥革命爆发。离开杭州后，张瑞芝又回到苏州，在拙政园、狮子林等私家园林里做些雕刻活计。这时他已近而立之年了，有人给他介绍附近张菜园弄支家的姑娘，他很中意。成婚后，他带着妻子去上海，临行时，岳母将十岁的儿子托付给他，这就是后来成为竹刻大师的支慈庵。

1913年，张瑞芝在上海牛庄路九十八号开办“慨吾庐”印社。翌年，长女张契之出生。

慨吾庐印社承接金石印章、碑刻墓志、竹木雕刻，经营碑帖印谱、水印信笺、文房四宝，由于张瑞芝敬业守信，待人热诚，勤勉刻苦，故而在上海颇有声望。张瑞芝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经亨颐、张善子、张大千、张聿光、吴稚晖、沈钧儒、吴湖帆、黄葆戉等书画家，同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交往尤为密切。张大千早年临摹画作非常逼真，画幅所钤印章尽出自张瑞芝之手。张善子擅长画虎，别号“虎痴”，曾作不同姿态的虎画12幅，题为《十二金钗图册》，张大千题跋，交请张瑞芝勒石付印，当时传为艺林胜事。慨吾庐特制的“隐鹤印泥”由于配方独特，制作工艺讲究，深受上海书画家青睐。日本首相犬养毅购得一盒，十分珍爱，曾回赠镀银铜盘，以表谢意。

张瑞芝的妻弟支慈庵，字子安，号南邨，1904年出生于苏州。10岁时跟随姐夫、姐姐到上海，1919年初中毕业后，即师从姐夫学习竹刻和金石篆刻。在张瑞芝的悉心教诲和培养下，支慈庵勤奋学艺，逐渐成为姐夫、姐姐的好帮手。1927年，他娶妻成家后，在凤阳路开办“茹经石室”，从事印章、竹刻等。

张瑞芝的长女比支慈庵年少10岁，小女孩没上过学，9岁时便跪坐莆团上，由父亲手把着手学习刻勒碑石了。她边学刻印边认字，渐渐粗通文墨。张瑞芝给女儿取名张始，字契之，号龙山女子，“契”在古文里就是雕刻的意思。张契之生性幽静寡言，却十分聪颖。这时上海的竹刻艺术，仍在摹刻金石文字的狭窄范围内徘徊。初学竹刻的支慈庵和张契之，在镌刻精细金石文字方面，都是下过苦功的。舅甥俩年轻好胜，相互竞赛，故而都练就一手精雕细刻的过硬绝技。张契之18岁时刻成的《石鼓文扇骨》，在宽2．5cm丶长13cm的竹折扇大骨上刻有石鼓文500余字，字字皆为阳文，笔划细若纤毫，却清晰挺括，古朴遒劲；分行补白，序次井然；残缺锈蚀之处，也处理得惟妙惟肖，观者以为鬼工。她在扇骨上雕刻的铜镜等纹样，也都以精微秀丽见长，细致、纤巧、灵秀，充分显示出女性特有的艺术风格。支慈庵雕刻的金文臂搁和扇骨也十分精美，但他的作品还蕴含着一种博古通今的宏大气度，刀法流畅、潇洒。两者难分伯仲，都堪称中国竹刻艺术史上此类刻法的颠峰之作，后人很难达到他们这样的水准。

由于张瑞芝结识了一批知名的海上书画家，在雕刻艺术上便常常得到他们的指导，吴昌硕、王一亭等都曾在扇骨上落墨，请他雕刻。张瑞芝便逐渐跳出专门摹刻金石文字的樊笼，开始在竹扇骨上雕刻名家书画。他多作阴文浅刻，刀法高古老辣，富有沧桑感。但迫于养家活口，张瑞芝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碑刻业务上，而把研究竹刻的任务转移到年仅十几岁的女儿张契之肩上。张契之从九岁开始学习雕刻技艺，至十四岁，她在竹木、印章和碑石这三个雕刻项目上均已有很扎实的功夫，竹刻技艺尤为突出，已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张大千对这个聪颖内秀的小姑娘很赏识，兴之所致，常挥毫在竹扇骨上画小景并赋诗让她雕刻，指点她懂得画理和笔意。在他为张契之画的扇骨中，有一柄《墨竹人物》，大千居士题诗云∶“偶听流莺偶结邻，偶从禅榻许相亲，偶然一示维摩笑，散尽天花不着身。”契之利用运刀的深浅利涩，将书画的神韵笔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书画大师的指导下，张契之的竹刻具备了更多的文人气质，面目为之一新，在上海书画界颇为瞩目。民国22年，冯文凤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吸纳19岁的张契之为会员，在该会会员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何香凝、吴青霞、顾青瑶等。张契之的竹刻作品，参加了在上海和南京举办的女子书画展览，得到很高评介。民国25年出版的《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刊》载有《张契之女士小传》称∶“张契之，名始，梁溪金石家张瑞芝之女公子，性幽静颖慧。能篆书得家学，博研金石，精刻竹几、钟鼎、石鼓、汉魏碑志、镜文瓦币，以及山水人物、仕女花鸟之属，无不精妙入古。尤擅于雕皮留青，虽希黄复生，不能过也。可谓女艺家中罕见之才。”

此时的支慈庵也在经历艺术道路上的转折，他亲眼目睹外甥女张契之竹刻题材转型的成功，从中受到启迪，也开始向书画家靠拢。然而在1932年，由于日本在上海燃起“一·二八”侵华战火，张瑞芝为避战乱，举家搬回无锡，支慈庵却留在了上海。后来，他结识了画家高野侯，野候指点他，从事竹刻必须学习书画，才能脱除匠气而步入大雅之堂。1934年，支慈庵相继拜著名书画家赵叔孺和吴湖帆为师，又在收藏家李祖韩处观摩到古代竹刻珍品，受到很大教益。他努力地学习书画，书法临习赵子昂，丹青则偏重于花鸟鱼虫。寒窗三年，小有成就，他开始走上自画自刻的竹刻之路。1937年8月13日，日寇再度在上海发起侵华战争，支慈庵刻“蒲塘清趣及蚕叶图臂搁”。作品正面用留青法刻荷塘景色，荷花花瓣纤细轻薄，花蕊上有幼蜓点足，飘飘欲飞。荷叶翻卷舒展，叶面的筋脉纹理及高低起伏，状写入微。臂搁背面在竹簧上用浅浮雕手法刻“蚕叶图”，桑叶上有数条银蚕蠕动，叶面啮孔累累，刻划得惟妙惟肖。《竹人续录》作者、文物收藏家褚德彝题跋曰∶“慈庵刻竹，今之希黄、松邻也。此秘阁刻蚕叶图，适强邻来侵，郡县皆遭残焚。未逐鲸吞，先为蚕食，此画为预兆矣。”支慈庵刻这件臂搁，意在影射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忧国之情溢于刀锋。著名工艺史论家王世襄对这件作品评介极高，称其“已达到前人此种刻法的最高水平”。抗战期间，支慈庵同花鸟画家江寒汀结成莫逆之交，绘画技巧进步很快。1940年起，他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举办个人书画、竹刻展览6次。1947年加入美术茶会，《美术年鉴》刊登其作品与小传。1952年加入新国画研究会。1956年，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成立，聘请他任研究员，专门从事竹刻艺术的创作和研究。1957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1956—1966这十年间，支慈庵的竹刻技艺日臻完美。他不但善于留青浅刻，也擅长阴文浅刻和浮雕、透雕，由于他能书善画，所以很少依赖于别人画稿，创作便不受画本拘束。他常常将几种刻法巧妙地运用在同一作品上，取得典雅精美的独特艺术效果。支慈庵的许多作品被作为政府礼品赠送给外国贵宾，有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的竹刻技艺对现代江南留青竹刻精美、清淡、典雅风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上海竹刻名家徐素白、方锦霞、杜行梅等皆出自他的门下。著名文物鉴赏家、工艺史论家王世襄在《中国美术全集·竹刻总论》中写道∶“十九世纪后叶，竹刻艺术实每况愈下，直至本世纪初金西崖、支慈庵先生出，竹刻始又有新的发展。”文革期间，支慈庵受到批斗，致使突发中风，久治不愈，1974年病逝于上海。

张瑞芝举家迁回无锡后，在新生路开办印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名为“双契轩”，并亲书篆字匾额。一年后迁至复兴路。在张氏父女的辛勤努力下，印社的业务十分红火。1936年春，邑人曹铨请画师胡汀鹭勾摹明代大画家王孟端的《竹炉品泉图》，并附上大书法家王问的题诗，慕名请张契之镌刻在宽65cm长110cm的独幅银杏板上。作品雕刻得非常精致，充分表现出张契之高超的技艺。（这件挂屏现陈列在锡惠公园二泉书院内。）八年抗战期间，张瑞芝因年龄关系，目力和精力都日渐退化，张契之成为张家的顶梁柱，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她和二弟张契方一起，惨淡经营，以雕刻实用印章为主业，金石篆刻和竹木、碑石雕刻为副业，苦苦支撑着家业。双契轩印社以精工和诚信，在沪宁沿线的城市里颇具名望，张契之、张契方姐弟及年事已高的张瑞芝被誉为“二把半刀”。

1956年，支慈庵被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聘任为竹刻研究员，他立即召请张契之去上海当助手。然而此时43岁的张契之刚刚新婚，她婉谢了舅父的盛情邀请。1957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双契轩印社并入无锡市雕刻生产合作社。1963年，张契之从无锡市雕刻社调至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黄杨木雕。文革运动中，工艺美术研究所撤销，张契之在惠山泥人厂金工间雕刻喷漆用的铝皮套件。1967年，由于受到丈夫历史问题的牵连，她的家庭被查抄，历年积累的竹刻艺术品悉数焚毁，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直至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传统工艺美术创作，江苏省接到赴美国、加拿大举办工艺美术展览的任务，有关部门来无锡找到张契之，这才让她专门创作竹刻展品。张契之接受任务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上海向舅父支慈庵求教。当她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但由于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迫害，昔日才艺横溢的支慈庵已瘫痪在床，口不能言了，舅甥两人唯有泪眼相对。回到无锡后，张契之用留青浅刻法刻成“梅兰竹菊”四件臂搁，送往国外展出，自此她的创作热情便重新点燃起来。1973年，她创作了透雕精品“梅竹扇骨”，这是她一生所作的最精美的竹刻作品。这件竹刻是将一对长不盈尺、宽仅五分的竹片，分别镂雕成梅桩和竹根。竹根的根须虬髯交复，竹叶舒卷自然，加上逼真的笋斑和竹节，使人乍一瞧，还以为是天然生成之物，殊不知枝枝节节全是人工刻就。以竹雕竹，天趣横生。再看另一件梅桩，树枝苍劲盘曲，主干上的树疤结节浑朴古拙，梅花用园雕法雕刻而成，花蕊精细挺括，花瓣纤巧轻薄。两柄扇骨构图严谨，珠联璧合，洋溢着中华传统文化古雅高洁的特有风韵。为了保持江南竹刻素雅清淡的艺术风采，作者特意在竹叶和梅花的花瓣等部位留下一层若有若无的薄薄青筠，这种将留青与透浮雕融冶一炉的表现手法，在近现代江南竹刻艺术中堪称别树一帜，也成为无锡“双契轩”竹刻的艺术特征。张契之的这件竹刻精品，是她技艺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标志。

1972年—1976年是张契之竹刻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不足五年的时间里，她刻了“梅兰竹菊”、“梅竹扇骨”、“鹦鹉桃花”、“熊猫翠竹”、“嫦娥奔月”、“太湖鱼米乡”、“雨后春笋”、“鲁迅像”、“牡丹”、“风雨送春归”、“毛泽东诗词二首”、“陈毅诗”等二十余件作品。1976年11月17日，饱受生活折磨的张契之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终年63岁。王世襄在《竹刻艺术》一书中称她为“近代少有的女竹刻家”。

张契之中年成婚，未能生育，过继了丈夫的侄儿乔锦洪为嗣子，在文革后期的艰难处境中，又将亲侄女张英媛许配给乔锦洪为妻。这一对年轻伉俪继承家学，成为双契轩竹刻的第三代传人。 

张英媛（1950—2001），又名张芸，张契方之女。自小就由姑母张契之抚养，十分疼爱，视同己出。张英媛作为祖父母和姑母的“掌上明珠”，深受他们的抚爱和影响，出落得聪颖灵秀，少年时代便与雕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但她初中毕业正逢文革爆发，1968年去苏北射阳县农村插队落户，度过了十年艰苦的知青生涯。1973年同乔锦洪结婚，1979年上调回无锡市，进入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业从事竹刻，是年张英媛29岁。张英媛生活的时代同祖父、姑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规模日益扩大，国外旅游者大量涌入，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工艺品十分畅销，张英媛也就把主要精力倾注于设计和制作旅游工艺品方面。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她制作的留青竹刻挂屏、台屏和臂搁一直是热销产品。精致细腻的刀工，素雅古朴的风韵，蠃得外国友人尤其是日本友人格外青睐，常常供不应求。多年来，她根据外国友人的不同爱好，精心设计和刻制了书法、花鸟、人物、山水楼阁、钟鼎瓦当等不同题材的系列作品，品种和规模已大大胜于她的前辈。在她的工作室里，竹刻作品有书联简册、台屏挂屏、笔筒臂搁等多种，形式各异，刀法多变，琳琅满目。由于她与丈夫的勤奋工作，无锡竹刻从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中获得新生，被列入《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典籍。1994年并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第一批受保护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名录”。在刻制大量旅游工艺品的同时，张英媛也从未间断对“双契轩”竹刻传统技艺的继承和研究。在继承姑母张契之精美娟秀雕刻风格的基础上，她十分注重把精微的刀工运用到留青花鸟草虫的刻划上来，特别喜爱刻幽兰、水仙、丛篁、残荷等类题材。代表作品“月季蜻蜓”，在竹片上刻划了一枝盛放的月季花，薄似轻云的花瓣含露欲滴，几组叶片正背掩仰，比附有情。有蜻蜓停落在花苞之上，其纤纤轻翼的筋脉纹理隐约可见，镌刻得非常精妙，充分体现出轻、薄、透明的质感。她的留青竹刻“樱花小鸟”、“墨竹”曾一举夺得无锡市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大奖赛一、二等奖；“荷塘鸳鸯”、“秋江双雁”、“青铜器纹饰臂搁”等多件作品被选送到国外展出；“十六罗汉”、“滕王阁序”、“枫桥夜泊”、“江东二乔”等作品被外国友人高价购藏。然而正当张英媛竹刻技艺日臻完美的时候，1998年，万恶的癌魔却悄悄向她袭来，在同病魔进行了两年多惨烈搏斗之后，这位优秀的女竹刻家终于不治身亡，年仅50岁。

双契轩竹刻第三代的另一位传人乔锦洪，又名乔林，号琅玕居士，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时适逢文革，1968年赴苏北建湖县农村插队，1974年调回无锡。1979年进入工艺美术研究所，198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先后任研究所民间工艺室主任、文史资料室主任等职。他的竹刻继承了舅公支慈庵和母亲张契之的遗风，除善作留青和阴文浅刻外，还擅长圆雕、浮雕、透雕诸法，所作臂搁、屏联、简册、笔尊、杯罂、花果之属、精雅高古，富有诗画韵味。生性儒雅耿介，刀不苟下，一器常经年累月方成。镌刻之余，又好诗文，兼爱丹青、书法、金石诸艺，并对竹刻史论深入研究，有《中国古代竹刻艺术》、《江南竹刻艺术研究》等著述问世。代表作品有“竹根笔筒”、“梧桐秋蝉”、“松竹摆件”、“荷花”组雕等。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2000年江苏省轻工业厅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2005年，江苏省人事厅评定他为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200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双契轩”竹刻第四代传人乔瑜，是乔锦洪、张英媛的独生女。1992年进入无锡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随父母学艺，并拜无锡名书法家刘铁平、名画家顾青蛟为师，学习书画，书法精于晋唐小楷，绘画擅长工笔花鸟。兼爱古典诗文。199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科，1998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日语专科。竹刻继承家学，善雕皮留青，作品以花鸟、兰竹、书法居多，风格灵秀娟美，古雅素朴。有“竹刻才女”之美称。近年来，她的留青竹刻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展览，并被海峡两岸的政要、文士、藏家广为收藏。2009年夏，乔瑜精心镌刻了李岚清同志的诗作墨迹《太湖印象》臂搁，诗人爱不释手，欣然回赠著作并签名留念。

2006年，以双契轩家族为传承主体的无锡竹刻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无锡留青竹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乔锦洪被江苏省文化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乔锦洪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年5月，乔锦洪、乔瑜父女在无锡市恢复建立双契轩竹刻艺术馆。2013年，乔瑜被江苏省文化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二OO八年六月十四日是我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无锡留青竹刻”名列其中。

我国的竹刻源远流长，其形成一种专门艺术，当在十五世纪的明代正德、嘉靖年至清代的康熙、乾隆两朝（公元1522年—1644年）。在这百余年间，江南地区的竹刻艺人在文人士大夫指导和影响下，将竹刻工艺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创立了“以画法刻竹”的创作理念，从而令其设计格局发生重大变革，给竹刻赋予了文人艺术的高雅气韵。竹刻家们还创立了阴文、阳文、浮雕、透雕、圆雕、留青、翻簧等雕刻技法，并使之不断成熟，日臻完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是中国竹刻发展的鼎盛时期，地处江南的松江府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成为艺术中心。

竹刻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雕刻艺术。自古以来，竹这种植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古代文人敬竹、爱竹，把竹奉为高尚的人格象征。竹子外直中空，色调淡雅，质地细腻，经名家雕凿成器后，文人珍为文房清供、雅玩。作品流传于世，藏家日夕摩挲把玩，久而久之，形成“包浆”。色调也由原先的淡黄逐渐变为暗红、直至深紫，油亮润泽，有人将其比之为樱桃、琥珀。历代竹刻名家留下的精品力作，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留青”，是中国竹刻传统技法中的一种阳文浅刻法。顾名思义，所谓“留青”，就是在雕刻过程中，用阳刻手法留下竹材表皮图文的意思。留青浅刻法的总体格调是用刻刮竹青的手法在竹材表面雕刻书画，是一种极浅的平面阳文刻法。其特色是利用竹青与竹肌的色泽对比来显现图像。由于格调素净淡雅，故而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

最早的留青竹刻传世作品是收藏于日本正仓院博物馆的唐代竹箫，（“人物花鸟纹尺八”）。到了明代后期的张希黄，这种技法得到很大进展。

张希黄是江苏省江阴县人，他的传世作品署款都为“希黄”，印章文字为“宗略”或“张宗略印”。或许其名宗略，字希黄，以字行，也未可知。

张希黄的作品，就从有关资料中能见到的《楼阁山水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山水笔筒》（美国弗里尔美术馆藏）、《前赤壁赋笔筒》(英国埃文斯藏)、《醉翁亭记笔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和我家收藏的《山水臂搁(拓本)》而言，题材以山水、庭院、楼阁为主，多配以古代著名诗文。画面构图往往模仿明代木刻版画的风格，用中国画界画的方法来刻划亭台楼阁，留青阳文浅刻法，一刀不苟，精细工整。更可贵的是，他能在竹子表面薄薄的一层青筠上，用全留、多留、少留或者不留的方法，以显示出画面形象的远近、深浅、浓淡的变化，表现出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效果。他刻的远山、近树、小桥、溪流，细而不乱，为近代刻家叹为观止。如果把张希黄的这种留青浅刻法与唐代艺人纯粹在全留的青筠上作线刻花纹相比较，确有很大的发展。可以说，张希黄给后世的留青竹刻起到了重要的先导和垂法作用。

清代晚期至民国初年，嘉定竹刻开始衰落，艺人流散到上海和江浙一带。无锡竹刻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一个家族从上海传入并世代相传而形成的，因这一家族以“双契轩”为斋号，故世称无锡“双契轩”竹刻。“双契轩”竹刻由张瑞芝创立，传艺于内弟支慈庵和长女张契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契之又把技艺传授给儿子乔锦洪、儿媳张英媛夫妇。九十年代，乔锦洪、张英媛的女儿乔瑜继承家学。“双契轩”竹刻世家前仆后继，四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名蜚江南。

1901年初春，无锡少年张瑞芝只身来到上海滩。他出身贫寒，目不识丁，父亲是无锡北门长安桥堍的码头搬运夫，母亲在桥头摆小菜摊。为谋生计，张瑞芝经人介绍到上海的一家碑帖店当学徒，其实是为老板看孩子、做家务。三年学徒期满后，张瑞芝开始跟着师兄站柜台，才有机会接触到《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蒙学书籍，渐渐地识了一些字。在接待顾客的过程中，他懂得了碑帖中的书法，也懂得了什么是金石篆刻。一个寒冷透骨的冬夜，张瑞芝从小店搁楼的地铺上爬起身来，将马桶当成书桌，凑着微弱的油灯光，开始他的刻印生涯。几天后居然在石章上刻成了笔划颇繁的“赣”字。从此，他便利用站柜台的空闲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览各种碑帖印谱，在做生意时，也顺便向顾客讨教金石篆刻方面的知识。在清代的篆刻家中，他对完白山人邓石如特别推崇，刻意临摹他的作品，数年苦苦摹刻，达到几可乱真的地步。于是便有人请他刻名章、闲章了，老板也允许他在柜台的一角摆起刻印专座。年轻的张瑞芝在上海的书画界慢慢地有了一点儿知名度。

当时，嘉定派竹刻已走向衰微，许多竹刻家都流散到上海和苏南各地谋生。有个名叫周之礼的苏州人，擅长在竹折扇的大骨上精刻金石文字，笔划细若蝇毫，就连残缺锈蚀之处也镌刻得十分逼真，令人称绝。有人把他的竹刻拓印下来，拓本非常清晰而饶有古意，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张瑞芝被这种奇异的竹刻拓本深深吸引，他决意离开碑帖店，去苏州拜周之礼为师，埋头学起竹刻来。数年后，张瑞芝不但学得一手过硬的竹刻绝技，而且精于雕刻木板匾额、楹联和碑石墓志，成为江浙一带有名的金石家、雕刻家。其时，浙江知府与李鸿章过从甚密，所藏李氏信札颇丰，他将张瑞芝延请到杭州，把这些信札镌刻在银杏板上，拓印下来送给友人以示荣耀。张瑞芝在杭州知府官邸一直居住到辛亥革命爆发。离开杭州后，张瑞芝又回到苏州，在拙政园、狮子林等私家园林里做些雕刻活计。这时他已近而立之年了，有人给他介绍附近张菜园弄支家的姑娘，他很中意。成婚后，他带着妻子去上海，临行时，岳母将十岁的儿子托付给他，这就是后来成为竹刻大师的支慈庵。

1913年，张瑞芝在上海牛庄路九十八号开办“慨吾庐”印社。翌年，长女张契之出生。

慨吾庐印社承接金石印章、碑刻墓志、竹木雕刻，经营碑帖印谱、水印信笺、文房四宝，由于张瑞芝敬业守信，待人热诚，勤勉刻苦，故而在上海颇有声望。张瑞芝结识了吴昌硕、王一亭、经亨颐、张善子、张大千、张聿光、吴稚晖、沈钧儒、吴湖帆、黄葆戉等书画家，同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交往尤为密切。张大千早年临摹画作非常逼真，画幅所钤印章尽出自张瑞芝之手。张善子擅长画虎，别号“虎痴”，曾作不同姿态的虎画12幅，题为《十二金钗图册》，张大千题跋，交请张瑞芝勒石付印，当时传为艺林胜事。慨吾庐特制的“隐鹤印泥”由于配方独特，制作工艺讲究，深受上海书画家青睐。日本首相犬养毅购得一盒，十分珍爱，曾回赠镀银铜盘，以表谢意。

张瑞芝的妻弟支慈庵，字子安，号南邨，1904年出生于苏州。10岁时跟随姐夫、姐姐到上海，1919年初中毕业后，即师从姐夫学习竹刻和金石篆刻。在张瑞芝的悉心教诲和培养下，支慈庵勤奋学艺，逐渐成为姐夫、姐姐的好帮手。1927年，他娶妻成家后，在凤阳路开办“茹经石室”，从事印章、竹刻等。

张瑞芝的长女比支慈庵年少10岁，小女孩没上过学，9岁时便跪坐莆团上，由父亲手把着手学习刻勒碑石了。她边学刻印边认字，渐渐粗通文墨。张瑞芝给女儿取名张始，字契之，号龙山女子，“契”在古文里就是雕刻的意思。张契之生性幽静寡言，却十分聪颖。这时上海的竹刻艺术，仍在摹刻金石文字的狭窄范围内徘徊。初学竹刻的支慈庵和张契之，在镌刻精细金石文字方面，都是下过苦功的。舅甥俩年轻好胜，相互竞赛，故而都练就一手精雕细刻的过硬绝技。张契之18岁时刻成的《石鼓文扇骨》，在宽2．5cm丶长13cm的竹折扇大骨上刻有石鼓文500余字，字字皆为阳文，笔划细若纤毫，却清晰挺括，古朴遒劲；分行补白，序次井然；残缺锈蚀之处，也处理得惟妙惟肖，观者以为鬼工。她在扇骨上雕刻的铜镜等纹样，也都以精微秀丽见长，细致、纤巧、灵秀，充分显示出女性特有的艺术风格。支慈庵雕刻的金文臂搁和扇骨也十分精美，但他的作品还蕴含着一种博古通今的宏大气度，刀法流畅、潇洒。两者难分伯仲，都堪称中国竹刻艺术史上此类刻法的颠峰之作，后人很难达到他们这样的水准。

由于张瑞芝结识了一批知名的海上书画家，在雕刻艺术上便常常得到他们的指导，吴昌硕、王一亭等都曾在扇骨上落墨，请他雕刻。张瑞芝便逐渐跳出专门摹刻金石文字的樊笼，开始在竹扇骨上雕刻名家书画。他多作阴文浅刻，刀法高古老辣，富有沧桑感。但迫于养家活口，张瑞芝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碑刻业务上，而把研究竹刻的任务转移到年仅十几岁的女儿张契之肩上。张契之从九岁开始学习雕刻技艺，至十四岁，她在竹木、印章和碑石这三个雕刻项目上均已有很扎实的功夫，竹刻技艺尤为突出，已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张大千对这个聪颖内秀的小姑娘很赏识，兴之所致，常挥毫在竹扇骨上画小景并赋诗让她雕刻，指点她懂得画理和笔意。在他为张契之画的扇骨中，有一柄《墨竹人物》，大千居士题诗云∶“偶听流莺偶结邻，偶从禅榻许相亲，偶然一示维摩笑，散尽天花不着身。”契之利用运刀的深浅利涩，将书画的神韵笔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书画大师的指导下，张契之的竹刻具备了更多的文人气质，面目为之一新，在上海书画界颇为瞩目。民国22年，冯文凤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吸纳19岁的张契之为会员，在该会会员中，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何香凝、吴青霞、顾青瑶等。张契之的竹刻作品，参加了在上海和南京举办的女子书画展览，得到很高评介。民国25年出版的《中国女子书画会会刊》载有《张契之女士小传》称∶“张契之，名始，梁溪金石家张瑞芝之女公子，性幽静颖慧。能篆书得家学，博研金石，精刻竹几、钟鼎、石鼓、汉魏碑志、镜文瓦币，以及山水人物、仕女花鸟之属，无不精妙入古。尤擅于雕皮留青，虽希黄复生，不能过也。可谓女艺家中罕见之才。”

此时的支慈庵也在经历艺术道路上的转折，他亲眼目睹外甥女张契之竹刻题材转型的成功，从中受到启迪，也开始向书画家靠拢。然而在1932年，由于日本在上海燃起“一·二八”侵华战火，张瑞芝为避战乱，举家搬回无锡，支慈庵却留在了上海。后来，他结识了画家高野侯，野候指点他，从事竹刻必须学习书画，才能脱除匠气而步入大雅之堂。1934年，支慈庵相继拜著名书画家赵叔孺和吴湖帆为师，又在收藏家李祖韩处观摩到古代竹刻珍品，受到很大教益。他努力地学习书画，书法临习赵子昂，丹青则偏重于花鸟鱼虫。寒窗三年，小有成就，他开始走上自画自刻的竹刻之路。1937年8月13日，日寇再度在上海发起侵华战争，支慈庵刻“蒲塘清趣及蚕叶图臂搁”。作品正面用留青法刻荷塘景色，荷花花瓣纤细轻薄，花蕊上有幼蜓点足，飘飘欲飞。荷叶翻卷舒展，叶面的筋脉纹理及高低起伏，状写入微。臂搁背面在竹簧上用浅浮雕手法刻“蚕叶图”，桑叶上有数条银蚕蠕动，叶面啮孔累累，刻划得惟妙惟肖。《竹人续录》作者、文物收藏家褚德彝题跋曰∶“慈庵刻竹，今之希黄、松邻也。此秘阁刻蚕叶图，适强邻来侵，郡县皆遭残焚。未逐鲸吞，先为蚕食，此画为预兆矣。”支慈庵刻这件臂搁，意在影射日寇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忧国之情溢于刀锋。著名工艺史论家王世襄对这件作品评介极高，称其“已达到前人此种刻法的最高水平”。抗战期间，支慈庵同花鸟画家江寒汀结成莫逆之交，绘画技巧进步很快。1940年起，他在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举办个人书画、竹刻展览6次。1947年加入美术茶会，《美术年鉴》刊登其作品与小传。1952年加入新国画研究会。1956年，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室成立，聘请他任研究员，专门从事竹刻艺术的创作和研究。1957年，他出席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1956—1966这十年间，支慈庵的竹刻技艺日臻完美。他不但善于留青浅刻，也擅长阴文浅刻和浮雕、透雕，由于他能书善画，所以很少依赖于别人画稿，创作便不受画本拘束。他常常将几种刻法巧妙地运用在同一作品上，取得典雅精美的独特艺术效果。支慈庵的许多作品被作为政府礼品赠送给外国贵宾，有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的竹刻技艺对现代江南留青竹刻精美、清淡、典雅风格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上海竹刻名家徐素白、方锦霞、杜行梅等皆出自他的门下。著名文物鉴赏家、工艺史论家王世襄在《中国美术全集·竹刻总论》中写道∶“十九世纪后叶，竹刻艺术实每况愈下，直至本世纪初金西崖、支慈庵先生出，竹刻始又有新的发展。”文革期间，支慈庵受到批斗，致使突发中风，久治不愈，1974年病逝于上海。

张瑞芝举家迁回无锡后，在新生路开办印社，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名为“双契轩”，并亲书篆字匾额。一年后迁至复兴路。在张氏父女的辛勤努力下，印社的业务十分红火。1936年春，邑人曹铨请画师胡汀鹭勾摹明代大画家王孟端的《竹炉品泉图》，并附上大书法家王问的题诗，慕名请张契之镌刻在宽65cm长110cm的独幅银杏板上。作品雕刻得非常精致，充分表现出张契之高超的技艺。（这件挂屏现陈列在锡惠公园二泉书院内。）八年抗战期间，张瑞芝因年龄关系，目力和精力都日渐退化，张契之成为张家的顶梁柱，在以后的二十年里，她和二弟张契方一起，惨淡经营，以雕刻实用印章为主业，金石篆刻和竹木、碑石雕刻为副业，苦苦支撑着家业。双契轩印社以精工和诚信，在沪宁沿线的城市里颇具名望，张契之、张契方姐弟及年事已高的张瑞芝被誉为“二把半刀”。

1956年，支慈庵被上海工艺美术研究室聘任为竹刻研究员，他立即召请张契之去上海当助手。然而此时43岁的张契之刚刚新婚，她婉谢了舅父的盛情邀请。1957年，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双契轩印社并入无锡市雕刻生产合作社。1963年，张契之从无锡市雕刻社调至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黄杨木雕。文革运动中，工艺美术研究所撤销，张契之在惠山泥人厂金工间雕刻喷漆用的铝皮套件。1967年，由于受到丈夫历史问题的牵连，她的家庭被查抄，历年积累的竹刻艺术品悉数焚毁，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直至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恢复传统工艺美术创作，江苏省接到赴美国、加拿大举办工艺美术展览的任务，有关部门来无锡找到张契之，这才让她专门创作竹刻展品。张契之接受任务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去上海向舅父支慈庵求教。当她风尘仆仆赶到上海，但由于在“文革”运动中遭受迫害，昔日才艺横溢的支慈庵已瘫痪在床，口不能言了，舅甥两人唯有泪眼相对。回到无锡后，张契之用留青浅刻法刻成“梅兰竹菊”四件臂搁，送往国外展出，自此她的创作热情便重新点燃起来。1973年，她创作了透雕精品“梅竹扇骨”，这是她一生所作的最精美的竹刻作品。这件竹刻是将一对长不盈尺、宽仅五分的竹片，分别镂雕成梅桩和竹根。竹根的根须虬髯交复，竹叶舒卷自然，加上逼真的笋斑和竹节，使人乍一瞧，还以为是天然生成之物，殊不知枝枝节节全是人工刻就。以竹雕竹，天趣横生。再看另一件梅桩，树枝苍劲盘曲，主干上的树疤结节浑朴古拙，梅花用园雕法雕刻而成，花蕊精细挺括，花瓣纤巧轻薄。两柄扇骨构图严谨，珠联璧合，洋溢着中华传统文化古雅高洁的特有风韵。为了保持江南竹刻素雅清淡的艺术风采，作者特意在竹叶和梅花的花瓣等部位留下一层若有若无的薄薄青筠，这种将留青与透浮雕融冶一炉的表现手法，在近现代江南竹刻艺术中堪称别树一帜，也成为无锡“双契轩”竹刻的艺术特征。张契之的这件竹刻精品，是她技艺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标志。

1972年—1976年是张契之竹刻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不足五年的时间里，她刻了“梅兰竹菊”、“梅竹扇骨”、“鹦鹉桃花”、“熊猫翠竹”、“嫦娥奔月”、“太湖鱼米乡”、“雨后春笋”、“鲁迅像”、“牡丹”、“风雨送春归”、“毛泽东诗词二首”、“陈毅诗”等二十余件作品。1976年11月17日，饱受生活折磨的张契之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终年63岁。王世襄在《竹刻艺术》一书中称她为“近代少有的女竹刻家”。

张契之中年成婚，未能生育，过继了丈夫的侄儿乔锦洪为嗣子，在文革后期的艰难处境中，又将亲侄女张英媛许配给乔锦洪为妻。这一对年轻伉俪继承家学，成为双契轩竹刻的第三代传人。 

张英媛（1950—2001），又名张芸，张契方之女。自小就由姑母张契之抚养，十分疼爱，视同己出。张英媛作为祖父母和姑母的“掌上明珠”，深受他们的抚爱和影响，出落得聪颖灵秀，少年时代便与雕刻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但她初中毕业正逢文革爆发，1968年去苏北射阳县农村插队落户，度过了十年艰苦的知青生涯。1973年同乔锦洪结婚，1979年上调回无锡市，进入工艺美术研究所专业从事竹刻，是年张英媛29岁。张英媛生活的时代同祖父、姑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规模日益扩大，国外旅游者大量涌入，富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工艺品十分畅销，张英媛也就把主要精力倾注于设计和制作旅游工艺品方面。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她制作的留青竹刻挂屏、台屏和臂搁一直是热销产品。精致细腻的刀工，素雅古朴的风韵，蠃得外国友人尤其是日本友人格外青睐，常常供不应求。多年来，她根据外国友人的不同爱好，精心设计和刻制了书法、花鸟、人物、山水楼阁、钟鼎瓦当等不同题材的系列作品，品种和规模已大大胜于她的前辈。在她的工作室里，竹刻作品有书联简册、台屏挂屏、笔筒臂搁等多种，形式各异，刀法多变，琳琅满目。由于她与丈夫的勤奋工作，无锡竹刻从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中获得新生，被列入《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典籍。1994年并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第一批受保护的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名录”。在刻制大量旅游工艺品的同时，张英媛也从未间断对“双契轩”竹刻传统技艺的继承和研究。在继承姑母张契之精美娟秀雕刻风格的基础上，她十分注重把精微的刀工运用到留青花鸟草虫的刻划上来，特别喜爱刻幽兰、水仙、丛篁、残荷等类题材。代表作品“月季蜻蜓”，在竹片上刻划了一枝盛放的月季花，薄似轻云的花瓣含露欲滴，几组叶片正背掩仰，比附有情。有蜻蜓停落在花苞之上，其纤纤轻翼的筋脉纹理隐约可见，镌刻得非常精妙，充分体现出轻、薄、透明的质感。她的留青竹刻“樱花小鸟”、“墨竹”曾一举夺得无锡市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大奖赛一、二等奖；“荷塘鸳鸯”、“秋江双雁”、“青铜器纹饰臂搁”等多件作品被选送到国外展出；“十六罗汉”、“滕王阁序”、“枫桥夜泊”、“江东二乔”等作品被外国友人高价购藏。然而正当张英媛竹刻技艺日臻完美的时候，1998年，万恶的癌魔却悄悄向她袭来，在同病魔进行了两年多惨烈搏斗之后，这位优秀的女竹刻家终于不治身亡，年仅50岁。

双契轩竹刻第三代的另一位传人乔锦洪，又名乔林，号琅玕居士，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时适逢文革，1968年赴苏北建湖县农村插队，1974年调回无锡。1979年进入工艺美术研究所，1989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科，先后任研究所民间工艺室主任、文史资料室主任等职。他的竹刻继承了舅公支慈庵和母亲张契之的遗风，除善作留青和阴文浅刻外，还擅长圆雕、浮雕、透雕诸法，所作臂搁、屏联、简册、笔尊、杯罂、花果之属、精雅高古，富有诗画韵味。生性儒雅耿介，刀不苟下，一器常经年累月方成。镌刻之余，又好诗文，兼爱丹青、书法、金石诸艺，并对竹刻史论深入研究，有《中国古代竹刻艺术》、《江南竹刻艺术研究》等著述问世。代表作品有“竹根笔筒”、“梧桐秋蝉”、“松竹摆件”、“荷花”组雕等。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2000年江苏省轻工业厅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名人”称号。2005年，江苏省人事厅评定他为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200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

“双契轩”竹刻第四代传人乔瑜，是乔锦洪、张英媛的独生女。1992年进入无锡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随父母学艺，并拜无锡名书法家刘铁平、名画家顾青蛟为师，学习书画，书法精于晋唐小楷，绘画擅长工笔花鸟。兼爱古典诗文。1995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科，1998年毕业于苏州大学日语专科。竹刻继承家学，善雕皮留青，作品以花鸟、兰竹、书法居多，风格灵秀娟美，古雅素朴。有“竹刻才女”之美称。近年来，她的留青竹刻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艺术展览，并被海峡两岸的政要、文士、藏家广为收藏。2009年夏，乔瑜精心镌刻了李岚清同志的诗作墨迹《太湖印象》臂搁，诗人爱不释手，欣然回赠著作并签名留念。

2006年，以双契轩家族为传承主体的无锡竹刻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无锡留青竹刻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乔锦洪被江苏省文化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乔锦洪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同年5月，乔锦洪、乔瑜父女在无锡市恢复建立双契轩竹刻艺术馆。2013年，乔瑜被江苏省文化厅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