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勤，湖北松滋县人，字时敏，号少月。祖父王相之，曾任府同知；父亲王天章，县学生。幼年得到全面良好的教育，“善骑射，性好学”，文章练达，操守严谨。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仅23岁的王其勤中了进士，就在这年冬天他被任命为无锡县令。此时正逢倭寇猖獗，大肆侵扰沿海各省。王其勤明白当时社会环境不好，所以他没带家眷，就只身来到无锡。其时倭寇已流窜至松江、太仓等地，无锡城内人心惶惶。“海事丛棘，倭夷之变，层出叠见，为患颇剥于床肤矣。”当时江南巡抚等五位省级官员，多次召见王其勤，“深以县城倾圮为虑。”要求王其勤修葺无锡城墙，王其勤“自揣浅劣，惶然莫可承仰，乃集邑中耆宿，相与榷之，幸兹询谋佥同，乃冒毁摅虑，惟图厥成。”他制定了严格的限期分包施工办法。“规谋程约，咸出己意”。在施工过程中，王其勤雷厉风行，令行禁止。“三日，令於衢曰：‘某日峙材植，违者刑。’石甓山积矣；又令於衢曰：‘某日鸠工，逸者刑。’万杵雷动矣……”就这样，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初九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七十天，经过修坏补缺，原旧城基础上一座周围九里，高七米的坚固城墙就屹立在无锡地面上了。事后王其勤写了《无锡县城记》，记载了修城经过，感谢支持他的邑人，立碑刻石。

在建城的同时，其他各项战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如：筹办武器，储存粮草，组织民兵，设置斥堠预警等。特别是对住在城外的居民，要求把粮食柴火等先放到城内的亲戚家，一旦有情况，就可以迅速转移到城内；民兵按职业分编，有窑兵、脚兵（搬运工）、弩兵（猎户）、僧兵、柴兵、子弟兵、义勇兵、园兵（菜农）等，在作战中可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发挥作用。城筑好没有几天，倭寇即到达无锡，王其勤亲自上城据守。城外护城河旁有高楼，倭寇利用高楼向城墙上发射石块、箭，使士兵无法在城墙上防守。有勇士潘海从城上缒下，游水过城河，潜至楼下，放火将楼烧毁。倭寇失去了制高点，士兵方能上城，列城而守。城中世家张守经，倾其家产，招募勇士，建立一支武装，号称义兵，五月八日从西水关出城作战，张守经手持武器，与 倭寇在西定桥上大战，义兵中的一名枪手，奋勇杀敌，连毙四寇，因头盔掉下，被倭寇击中头颅牺牲。义兵从桥上败退，这一仗战死了何五路等36人。张守经和侄子也战死，他的弟弟张守约断后掩护退却上船，倭寇头目直冲兵船，被张守经的亲兵，一铳击毙，“群寇夺尸驰去，遂解围。”经过这次的战斗，后来虽有倭寇骚扰，基本在远乡，不到城。第二年在浒墅杨林桥被歼，倭寇的威胁由此解除。后来高攀龙在《建邑侯王公祠》中说：“当时是，非城则锡不可守；然非公则锡不可城；非公持之坚，董之有法，则不可以三月城。如是则锡之民鬼矣。”

宋元以来，江南地区即存在着两种所有权的土地，一种是所有权属于官府即是国家官田。官田又有两种，有官府购买的田，也有没收罪犯的田。整个江南地区南宋时，官府即购买了350万亩土地，加上没收来的官田，官田数量可观。在江南地区苏州府所占的官田比例最高，常州府的情况好一点，无锡是常州府的首县。除了官田就是民田，也就是属于地主或农民私人所有的田。这两种土地的田税是不一样的，官田交租，民田交税。农民种官田的，直接交租于官府，租额极重。每亩所交达六七斗甚至一石的田租。官府所买之田的田租超过了没收土地的官田田租，是最重的。因为没收土地的官田原属于民田性质，官租相对轻一点。相比之下民田交的税就轻的多了，只有五升左右，最重也不超过一斗。

尽管封建政府确定了土地的人口和土地税额总额，但在具体的纳税人而言，它是因人口与土地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明代盛行“寄名”，一些富户常把自己的土地寄写在享有免役特权的“绅户”名下，以此逃避差役。但社会应承担的差役总量并未减少，只不过转嫁到了农民的头上。除了徭役之外，土地权属的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富户寄名以后，隐瞒了土地所必须缴纳的田税，有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但仍顶着原来的田税。而一些豪强地主买了土地，但并不交纳田税。这引发了无田而顶税农民的逃亡。逃亡后的税往往落到粮长头上，弄得家破产荡。社会矛盾激化而发生动荡。这种情况到明代中后期已十分严重，广大农民不堪重负。无锡的情况与当时全国性的社会矛盾是一致的。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兴知府赵瀛提出土地税不应有官田、民田之分，应一律重新丈量，均摊到亩，编制新的税册。这是江南地区重新丈量土地、确定税额的重大举措的开始。这一举措很快影响到江苏。常州府土地丈量是嘉靖三十三（1554）从无锡开始的，这是无锡百姓斗争的结果。当时无锡“延祥之民合众倡议，裹粮走京师，伏阙下，仰天号呼，极其言状，天子怜之，乃以其事下御史。御史曰：‘民病一至此哉。吾知有法耳。’乃檄参政使亟行。参政曰：‘吾职也，田之不清，粮安从出？’乃断然力主其议，而使县官亲其劳，县官曰‘是诚在我，民病之不去，吾何以父母为哉。’乃早夜一思访求故事，白于二公”当时的无锡知县为王其勤，所谓“访求故事”是调查研究田税的原始状态。“白于二公”是向苏松巡抚孙慎、督粮翁大立二位省级主管官员汇报，还得到休官在家的原翰林院侍读大学士华察的大力支持。无锡县知县王其勤开始清丈田亩，厘正赋税。全县13区，414图（里），每图设正弓手、算手各一人，专门负责实地丈量和计算。当时制定了丈量的标准工具--步弓。步弓形似规矩固定的圆规。无锡荡口镇鹅湖口，有明代建立的延祥乡三公祠，祠中有步弓石刻。它是按照当时步弓实物刻在石碑上的。步弓两足间距为1.71米，按明制5尺为一步计算，一尺为34.02厘米，稍大于明制1尺为31.1厘米的标准，实为5.5尺。其中原因值得研究。步弓阳刻在三块相叠的长条形花岗岩上，三块长条形石的长度以次递增。最下一块石条正中刻楷书“步弓”二字。这是当时为丈量土地而刻在石上的工具标准，值得史学研究的重视。除了弓手、算手外，每区又设区稽民四人，负责督率图正（里正）等人统一检查区内丈量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全县另设“总稽民”十人，专门负责登记、核查。在此之外，知县也常常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复核、以杜绝作弊。在丈量工作开始的同时，即向公众公布鱼鳞图册和步弓标准石刻，使丈量工作一开始即有严格的规范，有相当的透明度，又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监督。丈量工作必然要触及地方上一些豪强地主的重大利益，所以遭到激烈的反对。他们使尽各种手段，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非法的，无所不用其极。而孙慎、翁大立、王其勤三位官员坚持原则，作好了政治上、思想上、操作上的准备，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拥护。在激烈较量中，无锡地方土豪劣绅“彼有力者阳攻阴伐，倏忽万状，而三公者不为之动，挠之愈甚，持之愈坚。文移使者相望于道，有力者知不可夺，乃谋夺其权。”土豪劣绅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勾结朝廷邪恶势力，迫使孙慎、翁大立、王其勤先后丢官罢职，其中王其勤遭到陷害，差一点命都丢掉。但由于三位官员早有远见，工作做的扎实，“鱼鳞有图，丘段有册，耳目昭昭，井然不可乱矣。”使反对者想要进行倒算也做不到。更重要的是这件事得到华察的全力支持。华氏家族为无锡大族，极有影响。以华察的政治地位，使反对者的行动最后归于失败，仅花了三个月，清丈土地的事终于圆满完成。经过丈量无锡县共有官民之田14912顷87亩余，应纳田税折合平米245386石75斗余。另有徐达田庄之田92顷36亩余。应纳田税正米499石余，正麦198石余。此次清丈田亩，共核出隐瞒逃税的田地共十六万余亩，划去无田的土地税八千余石，其中荡口占二千余石。在完成清丈土地工作的同时，还解决了官田、民田税收标准的统一问题。新的田税不再有官田、民田之分，一律按照土地好坏定为三等，按等级交税。实际上是官田的田税均分到民田上。上等田每亩纳税近2斗，中等的1.6斗多一点，下等的1.4斗不到一点。经过丈量核实的调整，全县应纳的税额也下调了。整个江浙地区，官田、民田统一税额是从无锡开始的。到明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倡议丈量全国土地时，无锡已先走了一步。这一次又复量了一次，基本上维持了王其勤丈量的成果。全国丈量三年完成。无锡市博物馆藏《夫字鱼鳞图册》为万历十年的印本，正是这次复量的成果。

王其勤被调任南京户部主事离开了无锡，地方豪强虽达到了目的，但丈量土地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离开时，地方人士写了不少诗文，后来编为《锡山揽袂集》一书，“揽袂”的意思是无锡的百姓拉住王其勤的衣袖，不忍心他离去。

当年王其勤站在西定桥上眺望太湖，写下“湖山胜概”四字，成为留给无锡人的纪念，今天还保存着题字的石刻。华察在延祥乡建造了“三公生祠”，祀王其勤和其他二位支持王其勤的官员，即巡抚御史孙慎、督粮右参政翁大立。万历年间，高攀龙又在惠山秀嶂街倡建松滋王公祠；清康熙年间，在南门清名桥南面又建南水仙庙。相传王其勤的生辰为农历三月初七日，每到这一天，无锡的百姓都到庙中祭拜他。他的业绩受到世代百姓的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