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字叔耘，号庸庵。无锡城内前西溪人。祖父薛锦堂是秀才；父亲薛湘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进士，步入仕途，最初的职务是镇江府学教授，生有六子一女。

薛福成兄弟在母亲的严格管教下，都能刻苦用功读书。但那时社会已步入近代，观念发生变化。少年薛福成对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的“经世致用”十分赞赏。他博览群书，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咸丰八年（1858），薛福成和四弟薛福保参加无锡县试，在一千多名考生中，他俩脱颖而出，在三十名秀才的名额中他俩占去了二员。

当年夏天，薛福成和已中了举人的大哥薛福辰到湖南探望父亲。谁知刚擢升为浔州知府的薛湘，还没到任就去世了。1860年春，薛福成兄弟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从湖南返回无锡。但无锡已被太平军占领，他们在前西溪的家产也荡然无存。母亲带着全家避乱苏北宝应，他俩也就辗转寻到那里定居下来。

同治四年（1865），钦差大人、两江总督曾国藩到苏北“剿捻”。 在督师北上的同时，沿路张贴告示，招才纳贤。薛福成看到曾国藩的招贤榜，就将平时的所学所思，写成了洋洋万言的《上曾侯相书》，送到曾国藩那里。曾国藩大为赏识，派人将薛福成招去晤谈。他觉得薛福成不光学问根底扎实，而且通晓国家大事，是一个能务实的人。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就此，薛福成当了曾国藩的幕僚。

薛福成在曾国藩戎幕中，一面勤于职守，出谋划策，一面继续“渊渊夜思”，探求经世之路。他写的文章被列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同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并称为“曾门四弟子”。“湘乡派”与“桐城派”一脉相承，讲究古文义法，但“湘乡派”强调“文章与世变相因”，比桐城文派更注意为现实服务。

1873年3月，曾国藩病故。已提升为五品官的薛福成，因为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只能离开两江总督衙门，结束了七年的幕僚生活。随即薛福成到苏州书局任职。他写了《海瑞论》、《叶向高论》、《汉书札记》等史论文章，不忘所学。另外写一些笔记小品，如：《狐仙谈历代丽人》、《汉宫老婢》等，由上海申报馆发表，居然饮誉一时。

1875年，四岁的光绪皇帝即位。按惯例，凡候补同知以上的官员都可以赴部引见。薛福成便打算到北京找找机会。路过山东时，宿在巡抚丁宝桢衙内。一日饭后，他在书房内发现一摞邸报，顺手翻了一下，有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原来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要内外大小官员向朝廷献计献策，以“共济时艰”。薛福成于是把多年来思考的国家现状的内政外交，草就《应诏陈言书疏》，由丁宝桢代为转呈。《应诏陈言疏》长达万言，提出“中国自治之方”六策：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养贤才。《海防密议》十条：择交宜审，储才宜预，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条约诸书宜颁发。这些议论对当时的朝廷而言，把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所遇到的种种内外问题放到了非正视不可的地位上。万言书中说道：“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一临事变，如瞽者之无所适从；其号为熟悉洋务者，则又惟通事业之流与市井之雄，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此异才所以难得也。今欲人才之奋战，必使聪明才杰之士研求时务而后可。”这是对政府办洋务以来争论不休双方的直率批评。奏上不过十五天，便由清廷交付各省督抚讨论。这封万言书的第一个效应就是把派驻外交使臣，正式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外国公使已进驻北京有十五个年头了，而中国政府愚昧到连外交对等都不懂，薛福成的万言书，促使清政府在外交观念上的重大改进。这时刚入总理衙门的郭嵩焘，山东巡抚丁宝桢都保荐薛福成可当出使外国的人才。但为清朝的用人机制所限，因为薛福成只是一个副贡，连举人资格都未到，官阶太低，实际身份只是已故曾国藩的幕僚。万言书虽然使作者名噪海内，但仍然只能以充当李鸿章的幕僚为结局。

这次万言之书，仅是牛刀小试，早在同治八年（1869）山东巡抚丁宝桢杀太监安德海，还有后来光绪八年(1882)直隶总督张树声抢先发兵平定朝鲜内乱而挫败日本侵占朝鲜的阴谋，都是越过清廷腐败的权力机制的震动中外的事件，而画策者就是薛福成。

入参北洋戎幕的薛福成，已远非当年曾国藩手下的“门下晚生”。他思想成熟，处事练达，且有着“天下名士”的桂冠。李鸿章对他十分器重，渐渐成为北洋智囊团中的人物。李鸿章的许多重要奏疏、咨札、书信都出自他的手笔。

薛福成除了以发展政论的形式支持洋务改革外，还协助清政府大员办了一些为人称道的事。如在“马嘉理案”的谈判中，他主张“以拒为迎”，在加强防务的同时，运用谈判技巧，并“将滇案本末布告各国使臣”，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以挫败英国的嚣张气焰。但是清政府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不惜丧权辱国，仍然作出了重大让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再如，1879年，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决定成立总海防司，以统辖海军。而身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客卿赫德却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个职务弄到手。经过他的活动，清政府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李鸿章等人为此焦急万分，可又拿不出办法挽回。薛福成深知：“赫德之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一旦海军大权落入他的手里，必给中国造成祸患。为了阻止此事，薛福成给李鸿章出谋：“宜告赫德以兵事非可遥制，须令亲赴海滨，专司练兵，其总税务司一职，则别举人代之。赫德贪恋利权，必不肯舍此而就彼也。则其议不罢而罢矣”。李鸿章欣然接受，遂让薛代笔，致总理衙门，用此法阻止赫德的企图。事情正如薛福成预料的那样，赫德果然不愿交出中国海关的大权，被迫放弃了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

1882年春，法国进攻越南。越南本是中国的保护国，面对是否出兵支援越南的问题，薛福成从法国十年前遭普法战争失败的现状出发，果断地提出坚决抗拒法国侵略者的主张。他和李鸿章在“主战”与“主和”上有分歧。1884年6月，朝廷任命薛福成担任浙江宁绍台道。从此，他结束了漫长的幕僚生涯，得到了平生第一个实缺。

法国人占领越南以后，野心没有收敛。他们一面将战火扩大到中国西南边境，一面派远东舰队侵扰东南沿海，伺机攻占沿海城市。薛福成管辖的宁波、绍兴、台州地区，正处浙东前哨。浙江巡抚刘秉璋在宁波设立“海防营务处”，檄令薛福成“综理营务，尽护诸军”。这样，浙东的海防重任就落在了薛福成这个四品文官的身上。

这场抵抗法国侵略者的战争，不仅是军事问题。实际上它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组织等各个方面显示了薛福成的能力。他必须调停部队中“楚勇”、“淮勇”等诸多矛盾；在法军封锁甬江口时，他要组织好粮食等物资的供应，以保证宁波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了孤立法国，他通过外交渠道，设法让英、美等国袖手旁观；他架设镇海到宁波间的电缆，以便通过电报及时掌握前方的战况；他又成功地挫败了法国主教赵保禄等人想从内部接应法军的企图；为了筹办军费，他动员当地富商捐款，以保护自己的家园；当然，他更考虑如何构建道道严密的防线，冒着风雨到前沿阵地视察，跟将士一起研究克敌制胜的办法。

以孤拔为首的法国远东舰队，于光绪十年除夕（1885年2月14日）开始在镇海海口进行挑衅，以后几次派装甲舰、巡洋舰、鱼雷艇或舢板等向海口进攻。由于薛福成防守严密，来犯敌舰都被我炮台密集的炮火打得逃跑。数次失利以后，孤拔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远远地在金塘洋面上游弋，封锁宁波海口。

为了给予侵略者沉重打击，薛福成经过精心筹划，决定主动进攻。1885年3月20日晚，由钱玉兴带领的敢死队，在重峦叠嶂中开出一条便道，悄悄将八门后膛车轮炮推进到靠近敌军主舰的清泉岭。乘着夜色朦胧，八炮齐发，炮火连天。法军在睡梦中，还不知道炮弹是从那里来的。有五发炮弹击中敌军旗舰，打死打伤数名敌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也受了重伤，几个月后不治身亡。这次战斗，宣告了浙东保卫战的胜利，法舰从此撤离南遁，再也不敢来觊觎了。

这次胜利，朝廷授予薛福成布政使衔，以资嘉奖。法军逃遁以后，薛福成没有放松警惕，他进一步增购军火，加强海防，把镇海前哨打造得固若金汤。他还将筹防过程中的公文函稿等汇编成一本书，名《浙东筹防录》。这场战争的胜利与马尾军港的全军覆没形成鲜明对比，再次显示了洋务派的能力和实效。

薛福成在宁绍台道任上，白天他忙于政务，到晚上便伏案疾书。他将最能反映他思想的政论文章，汇编成《庸庵文编》及《庸庵文续编》二本书，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1888年底，朝廷正式任命薛福成为湖南按察使。还没上任，1889年5月15日朝廷又以三品京堂候补身份，赏二品顶戴，改任他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

1890年至1894年间，薛福成出任英、法、意、比四国使臣，作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家活跃在国际舞台。他在一系列对外交涉中抱定“收利权而销外悔”的宗旨，竭尽全力地维护中国的尊严和利益。

薛福成在英、法、意、比四国的外交事务中，最有成就的是跟英国谈判中缅边界及边界通商的事。

1890年6月，薛福成在翻阅使馆积存档案时，发现1886年7月签订的《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所商定的勘定中缅边界等事长期搁置未动。中方官员办事拖拉倒不足为奇，一向急功好利的英方为何如此沉得住气呢？薛福成凭他多年经验，暗暗感到其中定有缘故。他吩咐驻德使馆随员姚文栋去印度、缅甸游历时，到滇缅边界进行暗查密访，搜集第一手资料。果然不出薛福成所料，英国人一直没有闲着，正在不断地蚕食我方边界，以便造成既定事实。

在掌握了大量充分的资料以后，1891年3月4日，薛福成亲自乘着马车，向唐宁街上的英国外交部递了一份照会。同时，他又上疏清政府，说明重开缅甸边界问题谈判的重要性，并表示自己可以担当谈判代表。清政府对薛福成的奏疏竟束之高阁，长久不予理睬。英方则乘机变本加厉地扩大他们的地盘。薛福成只好再三向政府申述，重开谈判对阻止英国侵略的必要性。直到1892年初，清廷才任命薛福成为全权代表，让他在伦敦与英方交涉。

这次谈判旷日持久，进行了二年。英方耍尽花招，一会儿强调边界的既定事实，一会儿要求更改谈判地点和谈判代表，一会儿又否认以前签订条约的有效性，经常出尔反尔。还在边境筑炮台，设兵营，炫耀武力。薛福成坚持原则，以理服人，坚忍不拔地与英方周旋，一边奏请朝廷也在云南边境进行军事演练，显示中方决不妥协的严正立场。1894年3月1日，薛福成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上签了字。这个条款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已被英军占领的土地。消息传到国内，人人额手相庆，赞扬薛福成“不愧为美使才也”。光绪帝也说薛福成“办事甚好”。

为了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经他筹划，先后在缅甸和南洋一些重要地区设立了中国领事馆。他十分同情海外华侨有国难归，寄人篱下的处境，于1893年6月向朝廷呈递《请豁除旧禁招徕华民疏》，恳请朝廷改变歧视华侨的野蛮政策，制订“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允许侨胞来去自由，使“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清廷采纳了薛福成的建议，终于下令废除海禁旧例，颁发了保护归侨的谕令，还决定由驻外领事给海外的良善华侨颁发“护照”，以资保护。。这些措施使中国传统的侨务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

薛福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是《筹洋刍议》和《出使四国日记》。《筹洋刍议》是薛福成办洋务的经验总结，在中法之战之后才正式刊行，由于成功地抗击法舰，他的刍议成为洋务实践成功的理论指南，成为从李鸿章到曾纪泽等洋务官僚的必读书。《筹洋刍议》中“变法”的呼声，还在成为出使钦差大臣前十年。“变法”是刍议十四篇论文的最后一篇。这篇论文显然没有跃出龚自珍“自改革”的思路，但一开始就提出“事变之亟”，说是自有人类以来，中国已三变其天下，世变的程度大小与事件长短恰成反比。如今“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虽尧舜复生，也不能闭关独治，何况西方列强早将清帝国带入御变无能的地步。“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三法，宜变古以就今”。总而言之，现存的道和法，都应向相反方向变。在这篇文章中，薛福成驳斥了学习西方就是“用夷变夏”的谬论。他说“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他认为西方所达到的富强文明，应是人类可以共享的宇宙奥秘。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学？为什么就不能超越？

他的出使日记，用欧美的学问实业论证了“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这个主题。他虽以“本理学而谈洋务”著称，却特别爱用汉学家强调的“实事求是”四字来概括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也真不像理学家，跑到西方，并不关心人家的道心人心，总在注意人家如何安民养民教民，还时时回首东方，比较中西异同。他说：“知西国所以坐致富强者，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这个思想已远远超越了洋务派的思想水平，已触及到必须从本质上改变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思想。他不敢直接抨击清帝国的君主专制，但在日记中大谈比较所谓民主、君主、君民共主的利弊，最后得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议会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的结论。已开了戊戌变法思想的先河。由于这些思想，他成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最有远见的思想家，成为变法运动的前驱。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不但思想深邃，同时文笔优美，成为当时流传甚广的旅游散文。其中《观巴黎油画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他在日记中满腔热情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的工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等。他尤其向往西方议会式的民主，认为这是西方国家“学问日深，工商日旺”的关键所在。

1894年，薛福成任满回国。一个多月海上风浪的颠簸使他病倒了。7月1日他到达上海时，已无力应酬前来迎接他的文武官员。他只得在上海天后宫治病休养。7月21日薛福成再次高烧昏迷，这颗为强国救民奋斗了一生的心终于停止跳动，终年57岁。他没有见到故乡新建的钦使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