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字慕武，生于无锡西漳，三岁时全家迁居城中西河头。他的祖父陆蓉弟经商致富，在乡里颇有声誉。父亲陆澄宙毕业于京师法律学堂，曾任总检察厅总检察官，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检察人员。他为官清廉，执法公正，痛恨法官中的执法腐败，查处过一名京师高等检察厅的法官。

陆定一自1911年初就跟随父亲在北京接受启蒙教育，后回无锡，先后就读于无锡县第一国民初等小学（今崇安寺小学）和江阴江苏公立南菁学校。1918年夏进入上海南洋大学预科班。1922年升入该校电机工程科学习。

陆定一在南洋大学开始接触革命思想。“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参加集会游行等声援活动。还返锡组织“无锡旅外学生联合会”，参与编辑《无锡旅外学生联合会周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4年1月，他与旅沪学生王启周等人组织“锡社”，出版《无锡评论》，他担任编辑。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走上街头，与爱国学生一起散发传单，向群众演讲，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他还被南洋大学学生会选派为上海学联的代表，参加编辑学联的刊物《血潮日刊》。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同时，他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的著作，认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1925年秋，陆定一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他多次回忆说：“我曾在交大读书八年，我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入党后，陆定一担任学校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主编校刊《南洋周刊》，宣传革命思想，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1926年夏，陆定一从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他的父亲要他去读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如果考不上公费，家里供他自费留学。因为他的祖父本有一块“陆企贤义田”，对出国留学的家族子弟可提供1000元大洋。况且电机专业在当时是相当吃香的。一边是既有地位又有金钱的电机工程师，一边是随时都会流血牺牲的革命者，陆定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从此他就跟家庭疏远起来。

陆定一继续留在上海，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团法南区委书记，随后调团中央编《中国青年》杂志。这时，他只靠几元钱津贴过日子，有时连阳春面都吃不上。1927年4月下旬，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5月，在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12月，爆发了广州起义，陆定一根据团中央的指示，于1928年初，到广州帮助团省委工作。此时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他把调查情况，写了一篇《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青团在暴动中的工作》报告，留下了广州起义的宝贵历史资料。此后，他又以巡视员的身份，到海陆丰协助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他把青少年组织起来，成立“马克思队”、“列宁队”、“李卜克内西队”和全有女青年参加的“卢森堡队”。后来，这一千多名青年都参加了红军。

1928年秋，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仍任宣传部长，主编《中国青年》。他撰写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文章，针对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对革命失去信心的现状，批判各种错误思想，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难以想象，一个22岁的青年，对形势的分析和论述已相当成熟。

1928年冬，受党的委派，陆定一到莫斯科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团团长是瞿秋白，成员还有张国焘、邓中夏、余飞。但当时王明依仗苏联人、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势力，搞宗派主义，抵制中共代表团，使代表团很难发挥作用。中共在莫斯科设有一所“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这个大学同样被米夫、王明等人组成的“支部局”控制。1929年，陆定一跟该校女学生唐义贞结婚。婚后不久，唐义贞就被“支部局”开除团籍，理由是反对“支部局”，其实是将矛头指向陆定一和代表团。“支部局”将占大多数的反对他们的学生开除党籍、团籍、学籍，有的还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

1930年6、7月间，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改变成分”，陆定一随代表团回国，继续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

1931年，王明一伙在米夫的支持下，当上了总书记。陆定一被撤销了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担任团中央组织部干事。1933年初，设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破坏，很多人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由于陆定一及和他一起的同志警惕性高，得以脱险。此后他辗转寻找组织，到了中央苏区。却在报上看到一条决议，说是根据某某报告，“陆定一逃跑回家”，“决定开除团籍”。后经申诉，在董必武同志的主持下，此事得以平反。组织上安排他在《斗争》杂志当技术编辑，实际上就是刻钢板。

他和他的妻子唐义贞在瑞金重新相聚。以前，有人曾对唐义贞说“你嫁给我吧。陆定一逃跑回家，被开除团藉，是登了报的，千真万确。你还要白等么？”唐义贞却说：“陆定一是一定会回来的，我要等他。”环境那样艰苦，他们又都受到王明路线的迫害，但唐义贞却坚信陆定一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是一定会回来的。这使陆定一十分感动。他把唐义贞引为知己，并说：“我一世忘不了这样的知己。”

1934年10月，红军将要长征，唐义贞因已怀了第二个孩子，不能跟着走。她的处境将十分危险。但她沉着镇静，反而安慰陆定一，叫他放心地走。红军离开后不久，她就被反动派抓去残酷地杀害了。她托人带给陆定一的口信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必定为革命奋斗。党籍虽然没有恢复，但我一定这样做。相信定一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至于夫妻，是次要的。如果能够团聚，当然愿意。为了革命而办不到的时候，也只能随它去了。”这是后话，陆定一知道这个口信已是1943年的事了。

长征开始时，陆定一没有职务，也没有枪，只拿着一支梭镖编在中央第二纵队干部队。他没有任何怨言，高高兴兴地一路上刷标语，做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确定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他写自己长征经历的散文《老山界》，脍炙人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艰苦的条件下，他和同志们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一路走，一路工作，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鼓励部队勇往直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陆定一历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前方总部野战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底，他奉命回延安。1941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介绍，陆定一认识了同乡的共产党人严朴的长女严慰冰，并于8月30日在延安结婚。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他负责编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8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撰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在新闻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年，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该时期他写了许多重要文章，随同周恩来赴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年，兼任文化部部长。

他长期主管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及文化教育工作。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是中央对“双百”方针最透彻，最详细的阐述。陆定一在工作中身体力行，认真贯彻这一方针。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要中宣部拍板作决定。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要有史学家自己去讨论解决。毛泽东也同意他这一意见，还风趣地说，如果中宣部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恩格斯、列宁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30年后，陆定一还意味深长地说：“‘双百’方针是个好方针，认真执行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有油国；不听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大亏。都是例证。”

上世纪60年代初，“左”的思潮已很盛行。北京市曾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中间开一条大马路，将文华殿和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陆定一为此事专门召开会议，他在会上表示：故宫就是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还说：“这个地方不能搞现代化，我看，一万年也不要在里面搞电灯。”中宣部将此意见反映到中央和相关部门，故宫终于得以保留下来。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皇宫，现在已成为世界遗产。

"文革"中，陆定一残酷迫害，被关进秦城监狱，严刑迫供，关押近13年之久。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毫不妥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铮铮铁骨。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他的错案彻底平反。

当时，中央仍希望他去管中宣部或中央党校。他说：“我73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人老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去占这个位置。”1979年6月，陆定一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副主席，同年9月，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改革和建设，到各地视察，将看到的情况写成意见、建议，供中央决策参考。1983年12月，他写了《用毛泽东思想整党》一文，经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后，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登。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