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无锡，除了政权机构县衙署之外，还有一整套代表封建精神力量的坛庙制度。这些坛庙是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山川坛、文昌帝君庙、城隍庙、邑厉坛、火神庙、关帝庙、纯阳帝君庙和刘猛将庙。它们与释道所建的寺观是完全不同的，属于封建城市中由久远的传统而形成的模式，既属于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物质存在，封建社会精神统治所需的一切，都由它们来完成。在坛庙制度下的民众，既受到约束，同时也得到教化。事实上，它们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缩影。尽管交通落后，人们很少出远门，但只要生活在一个县城里，就能同样理解包括京城在内的所有城市的模式。因此从研究地方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封建城市的结构，可以知道，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状态下，相同的城市模式是适合农业经济的社会的，不但适合政治统治的需要，也同样适应人们的生活需要。基本相同的城市模式也是维持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统一的必要因素，它所承载的民族共同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早在宋代无锡就有城隍庙，地点在县衙西面，元朝至大年间，同知宋泽又重建。明朝建立不久，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统一全国的城隍称号，前朝所加不同的封号全部取消，规定城隍不再塑神像，代以木主，上面写着“某县城隍之神”，增广内外门楼，两庑左右建神祠，连建筑规模也有明确规定。每年二月初十、八月初五是知县祭祀城隍的日子。无锡城隍到了清代仍然塑了神像，在春天赛会时抬到惠山，朝拜东岳大帝。明洪武二年知县熊懋在三皇街建了新的城隍庙。每年知县祭祀的两次，都要先期一日斋戒，住宿庙中，祀时用一头羊、一头猪、一匹帛作为祭品。正统二年（1437）庙毁，知县项伾重修。后来知县范泽又修，邵宝撰写了重修记。渐至明末，迭有修葺。清康熙初，无锡知县吴兴祚又重修。乾隆三十九年（1774）大殿倒塌，地方人士进行募资修建。嘉庆年间，增建了西偏厅、堂屋、走廊、庑舍等建筑。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把城隍庙全部烧毁，仅剩头门及仪门。直到光绪二年（1876），邑人吴汝渤等集资兴修，重建内殿，整座庙的建筑布局，先是头门，檐下挂有“城隍庙“竖匾；再是仪门，上悬“你来了吗”横匾一方，颇为醒目；仪门贴背是戏台，台下四面畅通，南北是甬道，戏台直对大殿，中间有一大片空地，可容千人，两旁是庑舍；正中大殿，屋檐下挂大横匾，中间一把大算盘，算盘两旁写有四句歇语：“人有千算，天只一算，阴谋暗算，总归失算。”殿内挂有不少匾额、柱联，神龛上方主要的一块大横匾上写着“威灵显赫”四个大字，神龛中置城隍神像，旁立一判官，神案前两旁分列八个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皂隶，另有“牛头”、“马面”；大殿后墙上写有一丈见方的大字，左面是“灵”，右面是“显”；殿左有侧门，穿过一个庭园，直达后门；大殿后是内殿，供着两个比大殿上神像略小而一模一样的城隍像，放在抬轿上，专供迎神赛会之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要到惠山东岳圣帝庙“朝圣”，七月半要到崇安寺“出巡”。）内殿东厢是城隍卧室，内有城隍夫人像；西面穿过走廊是偏厅。旧时习俗，死了人，亲属要到城隍庙烧“回头香”，要在夜里从后门进入大殿，烧纸后，摸着每根殿柱转一圈，以免亡者被锁在柱子上受罪，这一陋俗，一直到解放后才革除。保存至今的戏台，就是光绪重建时所构，已列为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戏台石柱上有联曰：“神听和平，雅奏重燔新乐府；民钦正直，崇台式焕旧规模。” 戏台旁还有古井一口。城隍是阴间的地方官，级别与阳世的官员相等，它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神权。这个神权，既体现了在精神上对老百姓的统治，同时对官员有超法律约束，按惯例，新上任的知县进县衙之前，必须先在城隍庙内斋宿，仿佛是向城隍神报到。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神权首先要约束的对象，正是几乎没有人能制约的地方官。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知县都要展谒神主，春秋两季祭天地山川时，还要把城隍的神主请到坛地一起合祭。因此每次重修城隍庙，知县们都要虔敬立碑，表示对城隍神的感谢和宣扬。这些碑刻今仍保存在残破的戏台之下，其中有康熙初年吴兴祚所立之碑，以草书上石，颇为可观。析县后，金匮县也建了城隍庙，后文再谈。

邑厉坛在北门外天授乡，那是紧靠城墙的一座青石高台，为祭祀县内所有的孤魂野鬼、游神弃灵之所。每年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举行祭祀。祭祀前三天，知县先到城隍庙“告至”，因为这些亡灵都是城隍管辖的，祭时还要把城隍的神主放在邑厉坛中央，祭品罗列于坛下，共有三只羊、三只猪、三石米饭、一大缸酒，纸锭若干，由知县主祭，行礼如仪。从祭品来看，还是很有人情味的。

关羽在明清以来的地位越来越高，直至与孔子并驾齐驱，被尊为武圣。清代无锡的关帝庙也有两座，在三皇街的属无锡县。自宋代以来，关羽的封号不断提升。宋代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到明代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大帝”。这样官方把关帝视为国家的保护神，特别受到地方官的礼敬。在民间，人们相信关帝的法力有司命禄、佑科举、除灾病、驱邪恶，巡察冥司、坚持正义、伸冤理枉等，成为弱势群体祈祷求助的对象。不但善男信女顶礼膜拜，而且佛道两教也都要建关帝庙作为自己的保护神。三皇街的关帝庙，也称为武庙，它的大殿至今保存。原殿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由知县吴翼祖所建。每年二月、五月、八月中旬的第三天举行祭祀，祭品为太牢，即牛、猪、羊各一，祭时关帝的祖先也得以并享。主祭人是知县。关帝庙在太平军进城后即以一火焚之，过了数十年才得以复建。今大殿石柱上有对联曰：“学于古，有获春秋，卒业诗书，易礼外别有专经；圣于武，成名刚毅，近仁清任，和恃中更成一格。”为邑人杨抡所写。

金匮县的关帝庙于明万历年间，为邑人秦燿所建，在崇安寺大殿之右。析县后，这里成为金匮县主祭关帝的所在。清嘉庆六年（1801），秦燿八世孙秦瀛重修，并撰《重修关帝庙记》，刻碑立石。该庙与崇安寺同焚于太平军，以后再也未重建。

文昌帝君庙，在三皇街药王庙内，清嘉庆六年（1801）奉官方文书改称庙，规格与关帝庙一样。每年春秋两次祭祀，供品也是太牢，为最高级别。文昌帝君，即梓潼神。文昌本是星官名，包括六颗星，俗称“魁星”，古代认为它主宰文运及功名禄位，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后， 受到文人崇拜。元仁宗封梓潼神为“辅文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金匮县的文昌帝君庙建在崇安寺大殿之左，始建于雍正年间，由秦孝然建，太平军进城后，全被焚毁。

生活离不开火，但又最怕火灾，为了取得火神的保护，无锡、金匮两县各有一座火神庙。春秋致祭，祝祷减少火灾。除此之外，还有山川坛、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刘猛将庙，这些都不在今天的崇安区范围内，不再赘述。

以上所述各个坛庙，它们是中国本土宗教的精华所在。祭祀时一律由地方最高长官知县主祭，庙的修建及祭祀费用一律使用公款。“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坛、文武城隍庙，以及乡贤名宦诸祠，此皆列于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这是封建社会用来对全体官民实行超法律精神统治的主要机器，特别体现了对地方官的要求，即必须重视农业生产、清正廉洁、抵御灾害、举行慈善福利事业等政府职能。所以，古代城市中的坛庙不是供旅游的，它代表了城市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