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生于浙江杭州，字则民，乳名长林，自取别号博古。父亲秦肇煌，秀才出身，曾任浙江温州审判厅刑事厅长，浙江鄞县和长兴县统捐局局长。1916年因病辞职回乡，不久去世，迫于生计，将祖传家宅变卖，租赁大河上秦琢如的房屋居住。

秦邦宪是长子，他父亲过世时，他才9岁。兄妹三人靠母亲抚养，家庭经济更趋清贫，常受姑母家接济。秦邦宪先在秦氏公学上初等小学，该公学对秦氏子弟免收学费。后就读于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和省立第三师范附小。

1921年9月，他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在这个学校里，他开始接触革命思想，阅读了《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革命刊物，还聆听了恽代英、萧楚女等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的演说。

1923年底，他加入了上海大学生安剑平等组织的“孤星社”，次年一月随“孤星社”全体社员加入进步知识分子团体“锡社”，并担任苏州委员会负责人。从此，他在“孤星社”和“锡社”的频繁活动中，与上海、无锡等地的爱国学生有了广泛的联系，增长了才干。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无锡各界人士和进步团体举行追悼大会。秦邦宪从苏州赶回无锡，担任大会交际股的工作。4月5日，他到火车站迎接来锡参加大会的中共党员恽代英。恽代英在会上作了悼念孙中山先生的演讲，给秦邦宪影响很深。会后不久，秦邦宪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接着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时，秦邦宪已患有肺结核，晚上出现咯血。听到这个消息，他异常愤慨，“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然身过衰弱，颓然复倒。”第二天，他不顾重病缠身，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他作为苏州学联负责人，积极组织苏州学生进行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活动。6月2日，苏州20多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举行了反帝游行示威。

接着，秦邦宪回到无锡，接连发表文章，宣传反帝思想。6月22日，他出席了“英日外人惨杀我国同胞无锡各界后援会”紧急会议。决定6月25日全国总示威日举行无锡市民大会。他被推选为大会口号指导员。大会上，秦邦宪作了主张对英、日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演讲。

大会以后，秦邦宪不顾病弱与疲劳，与后援会执行委员们一起，晚上手提桅灯，对通运路地段的商店及通运桥下自沪来锡的货船进行查禁英、日货物的行动。查到了一批正广和汽水及大英牌香烟。这个行动遭到了无锡商界的强烈反对。说要提起诉讼，对他们“从重处断，以维持秩序”。秦邦宪等毫不畏惧，以理力争。他担任《无锡评论》的编辑后，更是发表了大量文章，他强调商人首先要爱国，“国不存，何以惜民？”针对所谓“查禁仇货不附合法律”的论调，针锋相对地说：“孙中山的倡共和，蔡松坡的讨袁逆，岂俱挟法律而行！”他进一步说：“我们要专靠老爷们的发施仁政，昭苏民困，是靠不住的”，“只有起来自己执枪自卫，方可自救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我们要改造中国政治，打倒军阀为第一着。”

是年7月，他从苏州“二工”校预科毕业，9月被录取为上海大学社会系学生。上海大学是二十年代初期，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骨干，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瞿秋白、恽代英、李达等都亲自给学生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10月，秦邦宪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秦邦宪调离上海大学，被分配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任干事，与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时有接触，并在罗亦农领导下参加了1926年10月举行的第一次上海工人起义的具体准备工作。10月6日，淞沪警察厅奉联军总司令部“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为赤化张目，从严查究”的密令，将秦邦宪等30余人逮捕。军阀当局由于搜不出任何证据，翌日即将他们释放。

同月，秦邦宪通过考试，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秦邦宪为第二期学生，与他同期的还有杨尚昆等250人。

在中山大学，秦邦宪勤奋好学，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军事等也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们在学校里，时刻关心着祖国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如欢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声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1927年底，世界劳工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由于秦邦宪俄语口译能力较强，被选中担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工作。1929年暑假以后，秦邦宪转入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30年5月，秦邦宪怀着投身中国革命斗争的热望返回祖国。他先在上海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参加《劳动报》的编辑工作。12月，增补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宣传部长。1931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团中央书记。

1931年6月，中共负责人向忠发叛变，供出中共中央组织状况和人员名单及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领导人纷纷离开上海。9月中旬，王明征得共产国际同意，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确定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明确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由秦邦宪总负责。秦邦宪实际上挑起了代理总书记的重担，这时他仅24岁。

临时中央的工作十分繁忙。除经常与中央苏区联系，研究决定苏区的各项方针政策。1931年11月7日，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临时中央事前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

由于“左”倾盲动造成严重后果，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临时中央在上海已很难立足。1933年1月，秦邦宪和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与苏区中央局会合。新的中共中央仍由秦邦宪主持日常工作。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秦邦宪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的总负责人。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秦邦宪、毛泽东等17人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

1935年1月15-17日，在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秦邦宪作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红军失利归结为反动派力量太强大的客观原因。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不同意他的观点，认为主要原因是军事上指挥错误，应由秦邦宪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李德负主要责任。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帮助周恩来作军事指挥的最后决定。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秦邦宪的职务，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秦邦宪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秦邦宪接受了新的分工。

遵义会议以后，秦邦宪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在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研究形势，作出部署。他在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维护了中央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秦邦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西安事变”以后，他和周恩来等一起，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进行谈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2月，秦邦宪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与周恩来等一起前往南京、庐山与国民党谈判。8月，中央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他是五委员之一。在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轮谈判后，国民政府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时，他还积极组织营救政治犯的工作，前后被营救出狱的有陈独秀、陶铸等1000多人。为南方各地恢复和重建党组织保护了一批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秦邦宪等四人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工作。次年1月，长江局撤销，成立南方局，秦邦宪任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8月，周恩来因伤去苏联治疗，秦邦宪代理书记，直至1940年5月底周恩来回南方局为止。1941年3月，创办《解放日报》，秦邦宪出任社长，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他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思想，号召大家要“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使报纸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党的新闻工作者。所以，秦邦宪还是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内革命斗争出现了新形势。1946年2月，秦邦宪担任政协宪草委员会中共委员，与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到重庆参加宪草审议工作。他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阐明中共的立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由于有一些重大原则问题须回延安向中央汇报。4月8日上午，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由重庆乘飞机返回延安。那天，天气十分恶劣，能见度很差，飞机迷失方向，不幸于山西兴县黑茶山触山，同机17人全部遇难。秦邦宪终年仅39岁。

为沉痛悼念“四八”烈士，延安和重庆各界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悼念文章。周恩来深情地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博古为人民而死，死得其所。博古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