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止水，今保存在江南中学内。这里本是高攀龙的故宅，原有厅堂斋舍、花园池沼，而且池沼面积较大，明朝时的地名叫水阙巷。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改存之，号景逸，无锡人。年二十五，闻顾宪成讲学始志于学。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这年六月，嗣父病逝，高攀龙回家守丧。三年后被授行人司行人，分管颁诏、奉使、慰问、祭祀等事。这段时间高攀龙专研程朱理学，大有进益。二十一年（1593），高攀龙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首辅看后大怒，请旨将其贬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在揭阳的三个月中，公事之馀，悉心研究理学，当读到明道先生“万变俱在人，其实无一事”时，心下猛省，将理学中主观能动性与道德品质的磨砺结合起来，是很强的感悟。二十四年（1596），连遭生父母之丧，丧事过后，不再出仕者三十年。在漆湖之东构水居，名为可楼，取无所不可之义。他家住城里水阙巷，但时时到可楼静坐思考。“携一二童子相羊湖上，动以旬月计。同志如吴子往、归季思来访，相与焚香兀坐。坐必七日，取大易‘七日来复’之义，作复七规程”。高攀龙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顾宪成死后，高攀龙继任为东林书院的讲席主持人，常常亲自讲学，研究程朱理学，他从哲学角度阐述孔孟之道，以此醇化为建立个人优秀品质的信念。在所有的东林党人中，他在这一点上做得最突出，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他主持东林讲席二十馀年，直到万历帝朱翊钧去世，东林党人拥戴朱常洛上台，可是仅一个月，朱常洛就生病去世。他的儿子朱由校上台，东林党人因扶立有功，颇受重用，朝廷的主要部门大都由东林党人执掌。这时年已花甲的高攀龙被重新起用，回到北京，官至左都御史。

但好景不长，东林党人参掌朝政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迅速膨胀，形成阉党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在与阉党的斗争中，不断遭到失败。先是天启五年（1625）的“六君子案”，魏忠贤杀害了杨涟等六人。这时高攀龙已罢官，回到无锡，“六君子”中的魏大中是他的学生。听说魏大中被捕押解过无锡的消息，高攀龙出城二十里去迎接，陪同魏大中进城后，邑绅陈发交还特地为魏大中设宴饯别。第二天魏大中离开无锡时，高攀龙又送至北塘高桥，挥泪而别，并作《高桥别语》相赠，原诗已残，魏大中尝誊录，并记“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锡山，厥明景翁先生舣别于高桥之浒，申以诲言，谆谆亹亹”云云。

天启六年（1626）二月，阉党又兴大狱，魏忠贤取太监李实打过印的空白疏纸，由另外两名太监代写诬告巡抚周起元贪污十多万两银子的奏疏，在疏中窜入缪昌期、周顺昌、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高攀龙六人名字，诬指他们收受了周起元的赃款，必欲置之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案”。没有证据，没有司法介入，凭一纸诬告即进大狱。当锦衣卫的缇骑到达江南，按名进行逮捕时，高攀龙听到消息后，自知不能幸免。因锦衣卫缇骑在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引起市民暴动，故在苏州受阻，迟到无锡一天，高攀龙得以从容殉难。按照古时礼法，只有大臣在危难时才可以自杀，周顺昌就说自己官阶低，不能自杀，只能到狱中受酷刑而死。所以高攀龙心里充满了对朝廷的眷恋，决心以死抗争。《东林列传·高攀龙传》记道：“是日，攀龙谒道南祠，作告龟山先生文，焚之。归与二门生、一弟酌后园池上，闻官旂已至吴门逮顺昌，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晚复与家人饮。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书斋，谓诸子曰：‘吾稍料理，为就道计，姑暂退。’遂作字二纸，锁箧中。复入与夫人语而出，二孙侍，取所封纸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发。’因扃戸移时，不闻声，诸子排户入，一灯荧然，发所封纸，则遗表也。云：‘臣虽削夺，臣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面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以报皇上。’复有别友书云：‘仆得从李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问至此，亦稍得力。’诸子惶骇奔池畔，则已沉死，衣冠端立如平生，年六十五。”

高攀龙自沉的水池，原有一亩多大，如今“高子止水”的古迹，仅为一小池而已。高攀龙死后不到四十天，东林书院剩馀的房屋全被拆除，高攀龙的住宅池园也被没收，变卖银两上交入官。直到清康熙年间，高的侄子才从他姓手中赎买回来，在池上建高攀龙的祠堂，名为止水祠。民国年间有竹枝词咏“高子止水”曰：“天涯待罪有孤臣，辱国何殊即辱身。止水一湾明月在，臣心端似屈灵均。”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为书“高子止水”四字，今镌石置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