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选拔人才，任命官员，科举考试几乎是唯一的途径。科举制度为封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众多优秀人才。明清两代，就无锡而言，在文化上有所建树、获得相当成就的人，绝大多数可以在进士名录中找到他们的名字。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特别是关于学历的问题。凡没有获得秀才资格的男性读书人，不论年龄一律称作童生。凡是童生，在本地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次考试而获得通过的，即称为进学，得到了秀才资格。县试考场一般在县学的明伦堂，知县为监考官，童生坐在下面座位上，试卷发下后即有人高举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考试的题目，题目是“四书”上的一句话，考生立即抄下，即以此为题写八股文。清代的院试考场设在江阴的学政衙门，三府八县的童生最终在那里取得起码的学历--秀才。秀才仍须每年参加考试，劣等者将被取消资格，这个学历是不稳定的。有了秀才资格即可参加省级统一考试。明代的无锡属于直隶省，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改称南直隶，它包含江苏、安徽两省，省考的地点在南京。省级考试被称为乡试，录取者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乡试三年一次，江苏、安徽的解元轮着录取，即连续六次考试，江苏、安徽各取三名解元。明代无锡人在六次乡试中，属于江苏的三名解元全被无锡人夺得，所以无锡人自豪地说：“六科三解元。”通过乡试获得举人资格的人，即可任命县学教谕、县丞或知县等官。到了清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又改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又被称为下江。两省乡试地点仍在南京贡院，解元也仍是轮流录取。获得举人资格后即可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是全国性的考试，会试的第一名称会元。通过会试的人参加殿试，殿试成绩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只取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人数更多，赐同进士出身。在进士这一层面上，可以看作科举考试的最高学历。进士虽不一定会任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但中央最高级别的官员则非进士不能担任。皇帝有时在进士中进行小范围的考试，加以挑选，获选者得庶吉士头衔，作为文化教育或高级官员的储备。

明清两代，无锡参加科举考试取得进士的人数之多，在大江南北颇负盛名，明代中进士二百二十八人，清代中进士二百二十六人，另有八名武进士。明代无锡中状元的有孙继皋，榜眼有华琪芳，探花有吴情。清代无锡中状元的有邹忠倚、王云锦、顾皋，榜眼有华亦祥，探花有周弘、秦蕙田、秦勇均、秦铽、邹奕孝。清代会元的有顾钰、秦铽、陶世风。明清两代，解元有华钥、尤瑛、吴汝沦、顾宪成、周继冒、陈祖绶、范龙、赵音、马锦昌、龚锡纯。旧时每县的县学前，总有一座牌坊专门记载本县科举考试成绩，明代的情况，上文已谈及。到清代，县学前有状元坊，光绪《无锡金匮县志》上记道：“状元坊，为宋蒋重珍建，后凡魁鼎甲皆列名。”牌坊上，中间品字形地挂着三块红匾，高处一块写“状元”两字，左右稍低的分别是“榜眼”和“探花”。匾上左边写着获此殊荣者的姓名。红匾两边有白底黑字的匾额各一方，分别写着“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万历十七年（1589）乙丑科，无锡有九人同榜录取为进士，他们是叶茂才、周继昌、华士标、杨应文、陈幼学、高攀龙、何湛之、华国荣、堵维垣，这就是“一榜九进士”的由来。从明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十三年（1585）在南京举行的六次乡试中，江苏解元吴汝伦、顾宪成、周继昌都是无锡人，故称“六科三解元”。在清代，无锡科举考试成绩继续领先，一榜录取进士九人，乃至十二名的有好几次。清康熙年间曾有人提出要把“一榜九进士”、“六科三解元”换成清朝考中者，后经有识之士劝阻，说明九进士中有高攀龙，三解元中有顾宪成，都是一代名贤，决不可换，故县学前牌坊及匾额一直保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些科举时代的佳话，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无锡人是为此而感到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