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字存之，人称景逸先生。世居无锡水阙里（今水曲巷）。祖父静成，曾任浙江黄岩县令，为官清正，在乡里亦有贤声。父亲继成，生了七个儿子，高攀龙排行第二。静成的弟弟静逸无后，高攀龙在襁褓中时，祖父抱着他对其弟说：“此儿有福相，你收他为儿子吧。”从此，高攀龙就过继给了静逸。

高攀龙五六岁时就显得很懂事，他的嗣母给他东西吃，高攀龙总是弯着腰毕恭毕敬地接受。若是叫他自己去取，嗣母让他取多少，他就取多少，决不多拿。稍大一些，先后跟名师茹澄泉和举人许静余读书，十九岁中了秀才，二十一岁又中举人。

当时无锡县令李元冲请了江右罗懋忠和本地的顾宪成在学宫讲学。对程朱理学十分赞赏，感到自己一生得为人和学问有了明确的方向，从此用全副心力投入到理学的修为之中去。万历十七年（1589），他会试中式，接着又通过殿试成为进士。没多久，嗣父病故，他按规矩服丧三年。居丧期间，他翻经阅史，讲学会友，长进学问。

服丧期满，他被授予行人司行人的官职，掌管传旨、册封等事宜。当时，四川有个叫张世则的佥事，上疏诋毁程朱理学，要求将自己写的书颁行天下。高攀龙看后很吃惊，写了《崇正学辟异说以一人心以端正本疏》加以驳斥。此疏得到皇帝的嘉许。后来他又写了《今日第一要务疏》。这两本疏都是关于纲纪学脉的大事，显示了高攀龙扎实深厚的学识底蕴。

行人署中藏书丰富，给了高攀龙博览群书的机会。他一边读书，一边摘录，将先儒的言论分门别类，编了《日省编》和《崇正编》两本书，以供学者参考。这期间，他开始用“静坐”的方法反思自己的言行和圣人的论述，这种修身养性的方法后来他坚持了一辈子。

万历二十一年（1593）内阁首辅王锡爵排斥异己，一下子贬谪了几十名官员，群臣都很不满。高攀龙上了《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文词犀利，锋芒毕露，要求当政者爱惜人才，“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批评万历皇帝不理朝政，“且今陛下朝讲久辍，廷臣不获望见颜色。”说王锡爵的专权超出了以前的张居正、申时行。这样的奏疏自然惹恼了万历皇帝和王锡爵，一道圣旨下来，高攀龙被远谪至广东揭阳县，当个小小的添注典史。

高攀龙在揭阳任上仅待了三个月。倒是在来去路上顺道拜访著名学者，切磋学问，更拓宽了视野。对他影响较大的有新会学者陆古樵、漳州学者李见罗。这期间他对静坐修身有了更深的理解，“必使此心光明洞达，无毫发含糊疑似于隐微之地，以为自欺之主。然后善必为，恶必去，意诚心正。”也就是说要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毫无私欲的地步。

二月，高攀龙回到家乡无锡。因生父母相继过世，他不得不忙于丧葬守孝等事。生父的遗嘱将家产分为七份，分给七个儿子。高攀龙表示他已继承了嗣父的家产，不应再接受生父的，所以把他自己的一份用作丧葬费，余下的赡养族中无后的老人。

万历二十六年（1598），高攀龙在五里湖建了一座小别墅，取名“水居”。水居虽不大，建筑很有特色。它造在一个沙洲上，四周环池，池外环堤，堤外环湖，五里湖又被群山所环抱。所以景色宜人，“溪光山色，树影花香，渔歌鸟语，日应接不暇。”其中有一座小楼，高攀龙题名“可楼”，意思是“可以望山，可以观水，可以被风之爽，可以负日之暄，可以宾月之来而饯其往。”有了这“五可”，就“足以寄吾之意”而满足了。高攀龙在水居中，继续实践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修身养性法。嘉善吴子往、昆山归季思与他志同道合，有时三人“相对一室，终日默然自怡，竟莫知所事也。”

高攀龙在水居读书修养，决没有与世隔绝。相反，他完全放下士大夫的架子，与周围的渔民、农夫相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苦痛。“徒侣有渔父，比邻惟田夫”。渔民等也愿意和他交朋友，一到晚上，竟有数百条渔船停泊在水居周围。据清黄卬著《锡金识小录》载：“诸渔舟环而宿，每夕咸就泊。先生与渔子相尔，汝渔子亦习狎之，不知为贵人也。喧拳角酒，歌唱相答，儿童斗争，妇姑谇语，先生顾以为乐。端午给角黍蒲酒。岁朝渔子俱至，具糕饵，设酒食，欢饮怀糕饵乃去。”据说，高攀龙死后，水居让给另一位士绅，他把渔民都赶走，结果由于失去了众人保护，被盗贼抢劫一空。

高攀龙主要居住在城中，常常到水居小住、读书静坐。在城时积极参与顾宪成等人的讲学活动。先是在二泉附近举行的“龙山胜会”，他们的讲学吸引了很多听众，以至于人都挤不下。万历三十二年（1604），高攀龙又和顾宪成等人重建了东林书院和道南祠，他成为东林八君子之一。顾宪成死后，高攀龙接替他主持东林书院近三十年。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员。他们向往东林，不论路途远近，纷至沓来。一部分在朝的正直大臣，也与东林讲学遥相呼应。因而实际上已形成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被反对派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他们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把工商提到与农业同样重要的地位。这种观点是新的经济因素在政治上的反映，代表了中国当时最进步的力量。高攀龙正是他们中的中坚分子。

万历末年，几乎所有在朝的东林党人都已在党争中被排挤出朝廷。神宗、光宗死后，东林党人因扶立熹宗有功，重新受到重用，执掌了所有重要部门。这时，年已花甲的高攀龙也被起用，初任光禄寺丞，次年升光禄少卿。那时，清兵已占领辽东，攻陷关外重镇广宁。京城里人心惶惶。高攀龙上疏提出了一套保甲防御的办法，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破格担任防御大臣。这个奏疏得到皇帝的应允。孙承宗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失地，保持了边境四年和平。

天启三年（1623），高攀龙已逐渐升至太仆卿。二月，他乞差返回故里无锡，在船上他抓紧时间写了《周易孔义大旨》一书，该书他在东林讲学时已有所阐发，这次加以整理，许多内容都是前人未涉及过的。他在无锡住了几个月，又被升为刑部右侍郎，上疏力辞不允，只好再启程北上。

其时，朝廷内的斗争更趋激烈。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的庸懦无能，窃取了最高权力，目不识丁的他可以代替皇帝批答臣下的奏章，假借皇帝的名义干涉朝政。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杨涟却被严旨切责，后又削职为民。另一奏劾魏忠贤的刑部郎中万燝被当庭毒打致死。

与此同时，左都御史缺员，朝廷里的大臣都推举高攀龙担当。高攀龙以与吏部尚书赵南星有师生之谊，不宜分掌部院为由，竭力推辞。但最终还是旨意难违，担当了这一重任。高攀龙认为“安民务在惩贪”，上任伊始，就严惩了任御史的贪官崔呈秀。崔呈秀得知将被依律遣戍的消息后，连夜投靠魏忠贤，乞求魏忠贤收他为义子，成了魏忠贤的死党。

高攀龙看到朝廷如此腐败，知道“时事不可为”。但他仍然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上了《申严宪约》一疏，关于到国计民生等许多重大问题，共有五十余款。十月，魏忠贤借会推山西巡抚一事，矫旨赵南星、高攀龙朋谋结党，将赵南星放归，高攀龙也引咎辞职。他在左都御史任上，前后仅二个月。

天启五年（1625）三月，魏忠贤一伙开始大肆追捕东林党人，先逮捕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史称“六君子”，他们在狱中受尽酷刑，惨遭迫害。还企图栽赃高攀龙，幸有锦衣卫吴孟明以“百口保”获免。他们又翻出三大旧案，颠倒是非，诬陷高攀龙，终将高攀龙削籍为民，追夺诰命。高攀龙反觉欣慰，说：“若不是这样，今后于地下如何有脸面见屈死的诸公呢！”

可是魏忠贤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天启六年（1626）二月，他们又制造了包括高攀龙在内的“七君子”案。先逮捕了缪昌期和周宗建，又到苏州逮捕周顺昌等人，激起当地市民群起反抗。

消息传到无锡，高攀龙自度难免。三月十六日早上，他穿戴整齐，到道南祠拜祭了杨龟山先生。回到水阙巷家中，与一二个亲近的人到园中看花饮酒，照样谈笑自若。当天下午，他的学生华仲通带来了从苏州探听到的消息。高攀龙微笑着说：“此信果的，吾视死如归耳。”接着他向周围的人款款而谈，讲解“原无生死”四字，他说：“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若临死转一念，便堕苦海，安得称立命哉？平生讲学，此处看透，得力不少。”

晚上，高攀龙步入书斋，取笔写了一封信，封好口，锁入箧中。然后到夫人那里谈了一会。又找来两个孙子，对他们说：“吾此行未卜归期，叮咛汝者只四字，曰‘无贻祖羞’而已。”转念一想，又将那封信取出，放在茶几上，叫孙子先勿拆看，以后交给官旗。

两孙子出去后，高攀龙关了门，大家都以为他就寝了。好久未见房内有响动，再推门而入，却不见了人影。打开那封信一看，竟是遗表。上面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大家急忙到池塘边找他，发现他已沉水自尽。这时候已是三月十七日凌晨。这个池塘现在保留在江南中学校园内，称“高子止水”处。

高攀龙终年65岁。他对理学修为和研究有相当成就，主要著作有《周易孔义》、《春秋集注》、《毛诗集注》、《古本大学》、《正蒙集注》、《朱子节要》、《四子要言》、《就正录》、《东林论学语》、《高子藏稿》、《邵文庄公年谱》、《高子诗稿》、《天完录》等。后人集编的文集有《高子遗书》和《高忠宪公集》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