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逝世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向杨绛发来了唁电。电文说：“得知你先生的过世，我感到十分沉痛。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优美，善良，开放和谦虚。”“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杨女士，我希望在在这不幸中分担你的痛苦，并以法国人民和我自己的名义，请你接受我的深切哀悼之情。”

在逝世的当天晚上，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给杨绛先生，对钱钟书先生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一位学者，在他去世之时，受到如此之殊荣。在当代历史上，因为他的逝世而造成学术上巨大空缺的，并世恐怕没有第二人。

钱钟书出生在清宣统二年（1910）11月21日。《孙庵年谱》记载：“（农历）10月20日申时，侄钟书生。适有人送父以《常州先哲丛书》，故命曰钟书，小字阿先。”后来他父亲又为他取字“默存”。因为他认为“宁静致远，泯圣知之祸”。汉代杨雄《解嘲》有“默默者存”、“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等语，可看作“默存”的解。钱钟书又号“槐聚”，出自元好问的诗：“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足见其胸襟怀抱。

钱钟书一出生，祖父钱祖耆即命钱基博把长孙过继给大哥钱基成抚养。出生那天连夜下雨，钱基成冒雨到乡下请到一位健壮的奶妈。尔后她便落户钱家抚养钱钟书，钱钟书亲切地叫她“姆妈”。两岁时，钱钟书由大伯钱基成教学识字。伯父仿佛慈母一般，成天领着他上茶馆，听说书，为他买酥饼，租小人书。五岁以后，钱钟书开始在家里囫囵吞枣地阅读《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九岁那年，钱家迁到流芳声巷朱氏宅内。高高的白粉墙上，砌着一个个镂空雕花的漏窗；门前大照墙后面是清清的小河。钱钟书在这里度过了幸福、温馨和顽皮的童年。

1920年秋，钱基成去世。当时在县立第二小学读一年级的钱钟书“还未放学，经家人召回，一路哭着赶回家去，哭叫‘伯伯’，伯父已不省人事。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遭受的伤心事。”伯父去世后，钱钟书与钱钟韩都有钱基博教育，每天下午放学后，钱基博就要两个孩子到他办公室诵习古文。有时也带他们到唐文治家。小学期间幼年的钱钟书大读林译小说，这时他的古文已相当可观。

1924年小学毕业，钱钟书考入了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在这个具有优秀外语环境的学校里读至1927年，转入了无锡辅仁中学。在辅仁读书，钱钟书时常回家，周五则随父亲到无锡国专随堂听课。后来在父亲指导下刻苦攻读古诗文，作文大有进步，古诗喜欢李义山、黄仲则。高中二年级时，校内英、国、算三门课竞赛，钱钟书获得了英语、国文两个第一。钱钟书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是国学的治学门径和学识，培养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并多次为钱基博捉刀为文，学问上已相当成熟。

1929年钱钟书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学号844号。外文系教师个个学贯中西，这时对有深厚的国学功底的钱钟书来说，优异的西洋文化氛围中，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基点。当时清华校规学生必须门门及格方能录取。钱钟书数学不及格，但国文、英语成绩极好，为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1933年底，罗家伦曾寄诗一首给已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的钱钟书。钱氏读毕复信表示谢意和欣赏，同时回赠一诗：“快睹兰鲸一手并，英雄余事以诗鸣。着花老树无丑枝，食叶春蚕笔有声。”在清华钱钟书曾任《清华周刊》英文副刊主任。钱钟书在清华学习，始终是班上第一名，图书馆借书之多，无人能比，课外用工之勤，亦罕有其匹。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即离开北平，移居上海，于1933年9月任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讲师兼国文系教员。在光华，钱钟书与父亲同教一校，他“备课认真，讲解细致，选他课的学生对这位年轻教师无不十分敬重。他左手捏了那册牛津版的袖珍本，眼睛看着课文，旁征博引，侃侃而谈。”在上海的两年中，钱钟书担任了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这段时间他也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文章，现收入了《钱钟书集》。

1935年夏，钱钟书与杨绛在七尺场钱府举行婚礼。婚礼上佳客甚多，唐文治亦来贺并献昆曲一首，同学有陈梦家、赵萝蕤；亲属有杨荫榆。这时钱钟书已考取第三届中英庚款资助公费留学，杨绛则清华大学尚未毕业。婚后不久，两人即结伴到英国留学去了。“从此连枝与共柯，不须更赋忆秦娥。词源笔阵驱双管，鬓影眉峰艳两螺。坐驾波涛度瀛海，羞谈牛女隔天河。张华妍冶休轻拟，要识风云气自多。”这是国专教师冯振写的《钱默存新婚即偕往英京留学赋此志贺》一诗。杨绛是自费留学。到了英国，钱钟书在牛津大学艾赛特学院注册，攻读英国文学，学程两年。当时欧洲正面临战争的前夜，钱钟书一面在Bodieian图书馆苦读之外，非常想念家乡。课余担任了“牛津大学东方哲学宗教丛书”的特邀编辑。钱钟书在牛津的毕业论文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以此获B.Litt学位。这种学位当时还极少颁发给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钱钟书的论文后来分两期发表在1940至1941年的《中国图书季刊》的英文版上。毕业后，牛津校方决定聘钱钟书为中文讲师，他没有接受，而在1937年秋同夫人一起去了法国，进巴黎大学插班进修。与牛津相比，巴黎大学自由宽松。但钱钟书夫妇只念了一年就回国了，未读学位。这时的欧洲已战云密布，留在那里无异于等死。

1938年夏天，钱钟书夫妇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阿圆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在船上钱钟书遇见诗人冒效鲁，相谈甚欢，后结为终身之交。冒曾任外交官。钱钟书到1962年给友人信中还称赞他：“壮游域外，通百国之宝书；夙承家学，工六朝之韵语。续默深海国之编，补愿船朔方之乘，今日之凤毛也。”船到香港后，钱钟书一人下船，夫人杨绛带着女儿继续北上，到上海省视父亲。那时清华大学已聘钱钟书为教授，由于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所以钱钟书在香港上岸转道昆明。他在西南联大开了三门课：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均受学生欢迎。可是只教了一年，回到上海。这时钱基博已在湖南蓝田任教，多次来信要钱钟书也去教书。1939年11月，钱钟书同徐燕谋、邹文海等5人同赴湖南，路上十分艰难，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到。1939年12月到1941年7月钱钟书在蓝田师范学院任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在这里，钱钟书一面教书，一面写作《谈艺录》，还写了不少旧体诗。他的诗律法精严，格调高远，又充满了艰难与忧伤：“昔游睡起理残梦，春事阴成表晚花。忧患遍均安得外，欢娱分减已为奢。宾筵郁郁冰炭投，蒋肆悠悠饭煮沙。笔砚幸堪驱使在，姑容涂抹度年华。”1941年暑假，钱钟书与徐燕谋冒着盛暑自湘西返沪，到了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日军开始进入租界，上海孤岛时期结束。这时杨绛任苏州振华女校上海分校校长，钱钟书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课，这是他的岳父杨荫杭分给他的钟点。他们住在钱基厚家里的亭子间，杨绛承担了全部家务。沦陷区的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得与老辈文人李拔可、夏敬观、金松岑、陈病树等人的往来，获得不少快慰。1942年12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本书虽不厚，但如禅机妙设的法书，圆通巧澈，思深意远，令人既然凝虑，破闷解颐，息机破俗。抗战末期，钱钟书与傅雷的交往特别值得一提。钱钟书夫妇常到傅雷家里做客，言谈甚洽。傅雷夫妇在“文革”之初被迫害致死。15年后，安徽出版《傅雷译文集》15卷，钱钟书亲笔为之修改了出版说明。

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更加勤奋写作，迎来了人生的丰收期。1946年，国立暨南大学从福建迁回上海，9月，钱钟书始任该校外文系教授，开设“欧美名著选读”、“文学批评”等课，每周二次，学生80余人。林子清回忆他上课时的情景：“在谈到文学和音乐的关系时，钱先生引用了蒲伯、丁尼生，然后引用苏东坡的‘塔上一铃独自语，明白颠风当断渡。’‘颠’和‘当断渡’很像铃声‘叮…当当’，用这个例子说明‘象声’……最后钱先生先后用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把维吉尔、但丁、福斯迪巴尔塔斯的诗句写在黑板上，说明‘象声’这种修辞手段在外国诗中的普遍应用。”钱钟书讲“文学批评”不用讲稿，完全用英语照腹稿授课。他除了发表许多文章外，1946年5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钱钟书文学创作的高峰是《围城》。从1946年2月25日《文艺复兴》1卷2期开始连载，到1947年1月1日2卷6期载毕。刊物主编是郑振铎，“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当时《观察》周刊介绍该书：“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事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接着《围城》成为《晨光文学丛书》中的一个单行本。

1948年6月，《谈艺录》作为《开朗文史丛刊》之一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直到1984年，中华书局推出该书补丁本新版，增加了17万字。钱钟书在《谈艺录》写成时曾作七律一首，题为《秋怀》：“啼声渐紧草根虫，暖暖停云抹暮空。疏落看怜秋后叶，高寒坐怯晚来风。身名试与权轻重，文字漫劳较拙工。容易一年真可叹，犹将有恨事无穷。”这部写了十年的书终于告一段落了。书中称奇道妙，追踪蹑迹，沿波讨源，调侃笑骂，皆意蕴深富，古今中外，熔于一炉，使人有飞彩凝辉，发聋振聩之感。《谈艺录》是一部既采取诗话形式而又不被诗话内容所限的学术著作，是对宋元以来诗歌的一次总检阅。作者写此书时，寄托着对祖国、民族命运的希望，“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作。”1949年7月，《谈艺录》再版时，上海已经易手，钱钟书举家迁往北京，从此定居古都，再未搬迁。

到北京后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系研究所等事宜。从1949年夏天之后的三、四年里，钱钟书一家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这时与卢弼有相当的文字缘。他还参与了翻译毛泽东著作及诗词。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钱钟书被调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与西方文学，特别是诗歌、小说和文学评论，尝试用比较文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来理解中西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文学研究所初属北京大学，1955年改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于1976年独立并扩大成中国社会科学院，钱钟书便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直至去世。在这段时间中历经运动，“文革”中被下放，浪费了他最宝贵的时间。

1958年出版了《宋词选注》。这书当时受到一些极“左”的粗暴批评。这些所谓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主导的思想批判，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极“左”高压空气。但《宋词选注》还是受到了有识之士的赞赏。诗注之好，前无其伦。选目上也是选了宋词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性高的佳作。钱钟书提出的“选诗六不”代表了他对中国诗学的通盘看法。

1972年春，钱钟书从干校回到北京。因住房被占，无奈只能住办公室。1974年，钱钟书由感冒引起哮喘病，经抢救保住了命，但落下了后遗症，状如中风，8个月后才稍恢复。那时四害凶虐，时日曷丧，河清无时。在这最困难时，钱钟书动手写皇皇巨著《管锥编》。1979年8月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管锥编》。以当时大陆知识界水准而言，尚不能普遍地认识该书价值。它的热起来，要过几年。《管锥编》的英文译名是“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从中国古典词语角度来看，亦即“锥指管窥”，从小见大，就是笔记之意。《管锥编》是对十部古书的梳理和研究：《周义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管锥编》是一部思想巨著，是一部“哲学”著作，笺注考究古籍仅是它的形式与外衣。最终目的不在古籍的疏解，而在全部人类本性与观念的探究和抉发。通过博贯中西的广泛阅读，将异时异地的相同观念并置一处，推源溯流，交互映照，从而达到对超时空的绝对理念的契悟神通。这部书是他学问智慧的集中体现，熔经铸史于一炉，是中国学术20世纪的终结之作。此书之出，先生被誉为文化昆仑。

粉碎四人帮后，钱钟书得到平反。被横加的罪名终于洗去。1977年他移居钓鱼台附近三里河南沙沟大院。两间卧室，客厅宽大，这里安放了钱钟书的大书桌。客厅显得很简朴、干净。1978年9月随社会科学院去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家第26届大会。1979年4月访问美国。1980年11月，钱钟书又随团访问日本，并在早稻田大学发表论文《诗可以怨》。接着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钱钟书著作的翻印热潮。在以后的日子里，钱钟书又出版了《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围城》、《谈艺录》、《人、兽、鬼》。后来又出版了《槐聚诗存》、《石语》等书。而国内掀起了一股钱学热。

1994年7月，钱钟书病了，发现了恶性肿瘤，开刀后留下后遗症。这次进医院直至逝世前后在病床上达四年之久。1998年12月19日，一代天才钱钟书告别人世。12月21日火花，只有十几个亲属静静地举行了简单的仪式，没有保留骨灰。最后，以英国诗人柯利的小诗结束本文：

死亡带走一切，
但夜莺愉悦的歌，
仍留在大地上。